2009年2月22日凌晨，山西焦煤集團西山煤電公司屯蘭礦一聲沉悶的爆炸聲，提前終結了山西喜慶祥和的農歷正月。

　　久居北京的溫州樂清人劉近東(化名)，在得知這個不幸的消息后變得極其沮喪。在劉近東看來，“2.22礦難”如同一盆冷水，把他澆得渾身冰涼——其原本進入復產程序的3座煤礦受此所累，待產時間也許變得更為漫長。

　　無奈的停產“連坐”

　　2004年開始，42歲的劉近東先后在山西晉中投資了3座煤礦，但守著“金山”的日子并非一帆風順。“去年我的煤礦有半年時間處于停產狀態，還不算最糟。今年能開多長時間就難說啦！尤其是事故引發‘連坐’或其他原因停產，我們毫無辦法。”溫州煤商劉近東郁悶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表示，“連坐”是指山西一旦某礦發生安全事故，當地煤礦全部停產整頓的不成文的慣例。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官員的調整，中央、地方重大會議召開，都會導致一些煤礦的停產。

　　被外界指為山西礦業“潛規則”的“連坐”法，在山西煤炭行業盛行已久，對于長期存在安全積患的煤礦生產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但也有專家稱，這種“一人生病，全家吃藥”的做法，有其積極的一面，也存在許多弊端。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賈桂梓認為，“連坐”法屬政府無奈之舉。“任何一起礦難都是個案，但許多煤礦必然存在著共性的隱患，全停下來不僅對其他煤礦有警示作用，也是為了避免同類事故的再次發生。而幾千座煤礦難以逐一排查，寧可‘錯殺’也不能漏掉一個有隱患的。所以‘連坐’是不得已而為之。”賈桂梓為記者剖析政府之難。

　　“‘問責制’的高壓態勢下，誰敢大意？”山西某產煤縣縣長也如是向《中國經濟周刊》表態。

　　其實在早前，山西有關方面就認識到“連坐”的不合理性，并開始加以規范。許多地方的“連坐”或“隨機性”停產已十分注重尺度和講究策略，用制度去“停”不達標的煤礦。

　　據記者了解，去年6月13日，山西呂梁孝義市安信煤業發生重大炸藥爆炸事故后，孝義當地煤礦全部停產，但呂梁市把“連坐”的范圍縮小到“不符合規定、存在安全隱患的礦井”。

　　山西某市煤炭工業局某領導認為：“‘連坐’及‘隨機性’停產讓許多中小煤礦老‘沾光’，主要還是其辦礦水平低，安全軟硬件不過關造成的。在‘減少煤礦數量，提高辦礦水平’的大方針下，許多小礦的存活將更為困難。”

　　從2008年12月起，山西省30萬噸以下的小煤礦幾乎全被關停，截至目前復產煤礦寥寥無幾。大部分中小煤礦的投資人與溫州煤商劉近東一樣，在此次屯蘭重大事故后，都對復產前景并不看好。

　　記者從有關部門了解到，“2.22礦難”后山西省的煤礦復產復工驗收工作正在有序展開，但復產復工的要求明顯相比之前要苛刻許多。

　　“一人生病，全家無需吃藥，只讓有相同癥狀者吃藥才符合科學發展觀。”賈桂梓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否可以對中小煤礦實行分級管理，在事故發生后只對相應等級的煤礦停產整頓，把波及面縮小，做到各方利益的兼顧。如果煤炭市場低迷需限產保價，政府應多進行宏觀指導，少一些行政干預，像焦炭一樣，用市場的手段去限產或停產也許更為妥當。”

　　只停產不監管亦藏安全隱患

　　劉近東認為，中小煤礦的長期關停，與安全事故也存在必然聯系：“溫州煤商的融資渠道與山西本地煤商不同，大部分是民間借貸，或是為數眾多的親戚朋友、地下錢莊，還款壓力很大。如果煤礦長期關停，不僅沒有收益，相反還要支出大量費用。所以一旦復產，許多人定然會超負荷運行，以彌補停產損失，這種情況下，安全能有保障嗎？”

　　盡管把“安全無保障”與關停整頓直接聯系起來顯得頗為荒謬，但從事礦業多年的山西中陽某礦長認為，長期停產確實可能影響到煤礦的安全問題，“煤礦停產如同久無人居的房子，需要經常清理，不能停水、電、風等，否則安全隱患很大。”

　　而且，如果只下達關停指令而監管不到位，“煤炭市場好的時候，可能會出現越關越亂的局面。利益刺激下，有的煤礦為了逃避監管，在井下打密閉，關掉通風設備偷著干；有的礦開足馬力蠻干，包工隊、工人都是按出煤噸數計酬，都想多出煤；還有的在井下私藏火工用品，安全問題全扔到腦后了。”山西本地一礦長直言。

　　作為長期研究山西能源領域的學者，夏冰研究員表示：“山西中小煤礦事故多發，一方面是私營礦主追求利益最大化造成的，另一方面與我們長期的產業政策有關。許多人覺得產業政策不穩定，對政策缺乏信心，在投資心態上發生了變化，重短期利益，滋生了‘能干一天算一天’的想法。”

　　安全，山西一省之重

　　夏冰所說的“不穩定”，與煤炭產業在山西的地位不無關系。

　　“上海是在十棵搖錢樹上搖錢，而山西是在一棵樹上搖錢。”夏冰研究員形象地概括了山西“一煤獨大”的悲哀。

　　山西煤礦從業人員多、中小煤礦數量多、涉煤管煤部門多、煤炭上下游產業多……正是由于山西對煤炭的過度依賴，煤炭成為山西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產業，安全自然成為山西一省之重。作為煤炭大省，抓安全一直是山西歷任主政者的頭等大事。

　　2004年，肇始于山西臨汾隰縣梁家河煤礦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采礦權改革初露端倪。因煤礦層層分包、產權不清，時任山西省長的張寶順現場拍板，確定臨汾為山西省“煤炭采礦權有償使用”試點城市。2005年張寶順轉任山西省委書記，繼任者于幼軍開始將改革全面推開。

　　“礦權改革”緩解了山西岌岌可危的安全形勢，但中小煤礦礦難依然時有發生。

　　2008年9月，山西出臺了《加快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支持國有大集團作為主體，兼并重組中小煤礦，希望將安全責任轉嫁到國有大企業。因推進難度大，加之“9.8潰壩事故”后原省長孟學農的離任，該方案一度陷入僵局。

　　“抓經濟發展是政績，抓安全生產也是政績”，2009年1月15日，新當選山西省長的王君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了安全與發展同等重要。

　　履任半年中，“礦業專家”王君抓安全先從細節入手，在人員結構上強調專家“治煤”和行家抓安全生產，并在制度上完善了領導機制、事前預防、聯合執法、督查落實、問責反腐等各個方面，力爭堵塞所有隱患漏洞。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賈桂梓表示：“山西煤炭產量大，生產力水平又處于較低水平，所以要客觀看待山西發生礦難。但總的來說，這兩年煤礦安全形勢還是趨向好轉，全省安全生產狀況總體平穩。”

　　記者從山西省安監局獲悉，山西省去年共生產原煤6.5億噸，各類煤礦共發生死亡事故120起，死亡303人，為國家下達控制指標的75.7%。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為0.46(全國煤炭產量為27.2億噸，死亡3215人，煤礦百萬噸死亡率為1.18)，煤礦安全控制指標創歷史最好水平。

　　“2.22礦難”的發生深深刺痛了山西主政者的神經。在緊盯“游擊隊”的同時，“大兵團”又重新進入主政者與監管者的視野。

　　事實上，在2008年年底的“科學發展觀征求意見會”上，王君曾提到不僅要管好小礦，大礦也不能麻痹大意，大礦出事就是大事。(記者 韓文/山西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