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地震對中國整體經濟影響有限，四月CPI升勢提醒通脹治理依然任重

　　國家統計局4月份8.5%的CPI漲幅，把因3月CPI微降而略松的神經再次繃緊。而“5·12”汶川大地震，則使人們對通脹會否加劇、貨幣政策是否依然從緊，以及未來經濟會否下行產生諸多疑問。

　　國內外諸多機構和研究表明，由于四川GDP僅占全國GDP比重的3.9%，因而發生在這里的特大地震對中國整體經濟影響有限，地震造成的物資緊張雖短期內可能抬升局部地區通脹預期，但連續數年高增長累積的雄厚物質基礎，以及中央及各界的強力救災支持會很快補充供給平抑物價；而去年底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雖基調不變，但具體操作過程無疑將更加靈活。

　　而前不久召開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上有關貨幣政策有效性及對未來經濟增長預期的分析，則對我們在變數頗多的經濟運行中把握今年大勢頗多裨益。

　　貨幣政策還有發揮空間

　　作為“中國金融四十人”首次論壇的特邀成員、曾在美國和臺灣任教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巫和懋認為，我國貨幣政策仍有相當的調控空間，通過拓寬視野可以發揮更好的調控效能。

　　在巫和懋看來，貨幣政策要發揮更好的作用，首先是要讓利率的經濟功能發揮得更好。

　　巫和懋指出，盡管加息政策受到外部熱錢流入的制約，但在目前實際利率為負的情況下，存款人不愿意把錢存到銀行會加劇流動性泛濫，而資金在股市樓市間流動，會導致這兩個并不成熟的市場持續震蕩。

　　而在低利率背景下，更多靠配給的信貸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低效乃至無效投資，而這，恰恰是11年前亞洲金融危機東亞各國損失巨大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過低利率會減弱銀行的中介功能，甚至因之興起黑市和民間借貸，成為宏觀經濟運行中另一治理難題。

　　通過研究巫和懋發現，中國大陸1949年和1989年都做過保值儲蓄，即通過與CPI漲幅聯動的存款利率把長期存款留在銀行。在巫看來這是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一種思路，而不是把問題留給市場。具體操作時當然有很多要考慮的細節，比如保值儲蓄推出后，銀行怎么辦？如何把銀行風險分攤出去等。

　　其次是信貸調控方式還有改進的空間。

　　巫和懋接觸的一些中小企業和臺商普遍反映“感覺不到熱，而是很冷”，“就像從冰箱里拿出的凍魚放到鍋上煎，一邊都焦了一邊還很冷”，因為中小企業在信貸方面的弱勢，很可能因為從緊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一刀切而傷及效率。因而在巫看來，目前的調控要避免出現“救了通脹，卻遺留下很多無效率的投資”的情況，以免為以后埋下隱患。

　　為此巫和懋建議大力發展貨幣市場，這樣一方面企業可以從這個市場直接融資，另一方面可以讓利率真正成為貨幣工具。貨幣市場的建立有很多機制設計，必須由政府來主導，“中國信貸調控還有改進的空間，可考慮在不損失效率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長期的制度安排”。

　　“寬財政”防“過度調整”

　　花旗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同時也是“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在分析今年中國經濟不確定性方面，黃認為增長風險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而中國的特殊性在于“既要擔心通脹，也要擔心增長”，而這兩個問題交織在一起，在以往經濟史上并不多見。

　　今年會不會出現2001年以來的大幅度經濟增長減速？黃益平認為考慮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年度落差：“如果從10%到9%可能問題不大，但從12%到9%，可能就要面臨結構問題的挑戰。一季度進出口下降了10%，僅從進出口看，數字沒什么，因為我們原來的順差太大了，但若聯系到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問題就出來了。去年外貿對GDP增長的貢獻接近3個百分點，今年如果全年下降10%，意味著我們對GDP增長的貢獻是-0.7至-0.8個百分點，這樣一出一入就會影響3～4個百分點”。

　　黃益平認為今年宏觀經濟軟著陸應該問題不大，但企業利潤可能會出現硬著陸，這也意味著收入結構、企業利潤，包括很多資產結構會發生變化，“目前通脹壓力較為嚴重，但幾個月后，或許增長的風險問題會更加突出”。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防范金融風險問題。

　　銀行改革使不良貸款比率從以往的超過30%降到目前的3.2%，可以說改革成功，但“隨著可能出現的經濟調整，今年有一些問題需要特別注意”。

　　一是增長風險和可能出現的企業利潤硬著陸會對銀行造成影響；二是資本市場震蕩顯示諸多不確定因素；三是房地產市場也呈不穩定狀態。

　　經濟增長快的時候不容易出現壞賬，而增速下滑，金融風險就會隨之增加，因而在目前情況下，防范金融風險便很重要。

　　“我認為貨幣政策仍應從緊，但同時應采取更加寬松的財政政策與之相配：一方面我們外部經濟正在冷卻，風險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國內的生產成本正在正常化，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環境成本在內的各種成本在劇烈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采取一些相對比較寬松的財政政策，可以使我們的結構轉型在面對外部環境惡化時過渡更加平穩”，黃益平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