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通脹的關注，要有短期和長期的研究，要有分類考慮的判斷，不能離開“防止大起大落、保持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的宏觀調控政策核心

　　一個微妙的局面出現在了5月。

　　6月12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5月份CPI(居民消費價格)數據大幅降至7.7%，環比下降0.8個百分點。在通貨膨脹一致被認為是當前經濟穩定運行的最大威脅時，一定程度上，CPI增幅的下降舒緩了市場的緊張情緒。

　　但此前一天公布的5月份PPI(工業品出廠價格)仍然同比上漲8.2%，盡管環比上漲僅0.1個百分點，還是連續第五個月刷新了3年來PPI最高紀錄；這也是自2007年2月以來PPI漲幅首次超過CPI。在有關部門看來，目前PPI快速上升，導致CPI中非食品價格漲幅壓力繼續積累，使得通脹壓力的警報仍難以從根本上解除。

　　于是，判斷下一步宏觀經濟運行趨勢的關鍵問題是，5月份CPI增幅的下行，是偶然性因素還是“轉折點”的兆顯？

　　如果是單月出現的例外現象，且不改通脹繼續上行的趨勢，那么“從緊”的貨幣政策就不能放松；如果是五年高速增長周期反轉的“轉折點”，就需要注意政策調整，以便提前穩定經濟，防止緊縮政策加劇經濟下滑。這也是3月底《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中“雙防”政策目標的核心。

　　不過，采訪中權威人士向《瞭望》新聞周刊強調，對通貨膨脹的關注，要有短期和長期的研究，要有分類考慮的判斷，動態統籌內外因素，各種決策不能離開“防止大起大落、保持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的宏觀調控政策核心。

　　總體運行正常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通脹壓力仍然是大部分研究者的關注議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表示，“一個月份CPI數據回落，不代表CPI已進入下行通道。”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也認為，5月份CPI增速減緩，表面上緩解了通脹局面，但中國經濟年內高通脹局面未變。

　　然而，對CPI的過度關注，也有可能讓判斷陷入通脹現象帶來的噪音中。目前，在我國糧食充足、肉禽蔬菜價格持續回落影響下，CPI中影響比重最大的食品價格因素走低非常明顯，成為5月份CPI下降的主要原因。在CPI數據公布之前，我國食用農產品價格連續8周回落。

　　惟一難以自主的因素是國際原油和原材料價格高企，這個外部因素直接推動我國CPI中非食品價格漲幅壓力。一定程度上，在食品類價格漲幅放緩的背景下，正在成為當前影響國內市場價格的主力。對此，余永定和王建都承認，目前中國通脹“很大程度也是因為國際輸入性通脹。”不過，非食品類價格漲幅對CPI的影響比重遠低于食品類價格。

　　事實上，《瞭望》新聞周刊與權威人士深入接觸后得知，去年下半年CPI突然加速后，決策層的宏觀調控的思路很明確，全面評估了中國經濟實力和基本要素供需情況后，分解CPI影響因素，一方面抓住食品類價格這個“牛鼻子”，通過大力加強農業和農產品供給應對食品類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通過“價格封閉”的策略將國際油價等能源類價格與國內市場價格“脫鉤”，將對CPI影響力較小的非食品類價格漲幅控制在2%之下。

　　頂住市場壓力堅定執行此“實戰策略”的結果是，經過去年9月之后我國宏觀經濟景氣預警指數連續4個月“黃燈區”，實現了今年4月份以來景氣指數連續4個月代表穩定狀態的“綠燈區”，當然還包括此次5月份CPI漲幅的下降。

　　PPI再創新高，外因是國際原油、鋼材、煤炭、糧食等主要大宗商品價格持續高位運行；內因包括“5·12”大地震造成對建材等生產資料的短期需求沖擊等。從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及國內外差價的約束、國內采取的政府補貼與臨時價格控制等措施的后續影響。人力成本和環境資源成本的上升趨勢等因素分析，PPI同比大幅回落的可能性較小，但有關專家認為向CPI的傳導近期不會有大影響，因為有關部門仍會對成品油、電力等價格實行管制。

　　在權威人士看來，盡管外部因素帶來的壓力在加大，但我國經濟目前由偏快轉向過熱的風險降低，經濟運行好于預期。從發展趨勢分析，至少上半年我國經濟出現“過熱”或“偏冷”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中國經濟將以比較正常的綠燈運行進入下半年。而這種狀態，也一定程度說明去年以來采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正確、及時、有效，經濟運行基本符合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

　　中國社科院數量所所長汪同三認為，國內外復雜局面下我國宏觀調控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保持了對經濟運行持續、主動和微調的宏觀調控，適時適地、內外統籌和有保有壓，取得了較好成效，“比如，2003年我國提出‘有保有壓’的方針開始進行宏觀調控，2007年后三個季度雖然保持高位運行，但已有所回轉，即使碰上了美國次貸危機，我國經濟遭受的沖擊也較小。”

　　不確定因素較多

　　但是，不能不承認“航向”正確的中國經濟“大船”目前遇到的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

　　首先，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導致我國宏觀調控政策選擇空間趨小。去年以來，美國應對次貸危機政策目的是“防衰退”，與此同時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目的是“防過熱”。由于雙方經濟依存度大，壓縮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回旋余地。

　　特別是，我國央行要升息回籠資金，而美聯儲則不斷降息釋放流動性。在人民幣升值預期高漲的背景下，中美利差加大，導致境外熱錢一路涌入，直接干擾了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

　　而且，全球經濟放緩使得外需變化因素增大。當前世界經濟減速、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對我國經濟影響程度難以估計。據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4月份，我國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增速分別為6.9%和25.4%，同比增幅分別下滑12.4個百分點和7.5個百分點，降幅為多年來所少見。如果扣除延續履行上年訂單合同，降幅更大。盡管我國在巴西、印度等新興市場開拓力度增大，但是這些市場短期內很難彌補從歐美市場減縮的出口需求。

　　同時，經濟存在下滑風險。近日，一貫出言謹慎的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公開表示，“我們初步判斷，2007年可能是此輪高速經濟增長的峰值，今年后，經濟增長速度會逐步回落。”對此，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也告訴本刊記者，無論從供給看，還是從需求看，經濟增長有下滑跡象，向上走的力量基本上告一段落，“盡管下滑的持續時間和力度還有待觀察，但與過去幾年相比，目前更多要防止經濟下行。防止經濟下滑是我們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要注意的問題。”

　　目前，對固定資產投資反彈也需要認真對待。5月份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8.07%，較上月上長113個基點，高于市場預期的17%。這意味著流動性過剩問題依然嚴峻。受此影響，災后重建，投資向利潤增長較快行業轉移等因素，都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存在反彈壓力。而且，部分地區新一屆政府工作開局，“換屆經濟”也有可能引發強烈的地方投資沖動。

　　企業所得稅增速顯著下滑，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據統計，4月份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11.9%，比上月大幅回落11.7個百分點。企業所得稅增速下降，除了兩稅合一因素之外，重要原因在于企業利潤增速放緩。隨著外需進一步放緩，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漲，工業企業利潤將進一步下滑。如果對成品油和電力的價格管制持續，那么工業企業利潤的放緩將繼續以石化和電力行業的虧損來表現；如果成品油和電力的價格提高，則中下游工業企業利潤則將受到更多的影響。受此影響，4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速比上月回落7.7個百分點。

　　此外，當前樓市和股市不穩，也形成了潛在的金融風險。6月10日，A股市場大幅下跌7.73%，創下今年以來大盤單日跌幅之最。次日，滬綜指再次下跌擊破3000點心理大關，證券市場投資者信心遭到打擊。

　　目前，由于人民幣升值，利率上升，國內需求旺盛，相對世界金融市場動蕩、美元貶值等原因，使得大量境外資金流入我國，不論這些資金涌向哪些領域，其大進大出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劇烈動蕩。截至4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增加至1.76萬億美元，超過了世界主要七大工業國的總和。特別是，4月份不可解釋性外匯流入達到令人驚訝的776.8億美元。可見，熱錢正在加速涌入中國。

　　“盡管上述不確定因素對未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帶來較大壓力，但這些因素仍然處于可控狀態。”陳東琪告訴本刊記者，“按照中央‘穩中求進’的調控政策操作，只要我們能夠把幣值穩定、價格穩定、經濟增長平穩等問題處理好，完全有能力逐步消化這些不確定性因素。”

　　“政策組合拳”動態調控

　　“既要控制物價上漲、控制通貨膨脹，又要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這是下一步宏觀調控政策面對的突出問題。”對于下半年我國經濟發展面對的復雜局面，陳東琪認為關鍵還是在這兩者之間保持一種新的平衡，科學把握好調控的節奏和力度，多種手段控制物價上漲，統籌平衡內外需求，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確保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運用“政策組合拳”動態適時調控。

　　首先，繼續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面對出口下滑、企業利潤銳減和市場信心受損的下行態勢，又面對通脹壓力仍強、資金充裕和投資沖動依然存在等上行態勢，穩健的財政政策也不能一成不變，在具體操作上要保持充分的彈性和靈活。

　　陳東琪建議，堅持總體穩健的原則下，在不同地區(比如災區)和不同時間范圍內，可以積極也可以從緊，“穩健應該是一個區間，期間有季度性變化，也有地區性變化。而調整是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采取的措施。”

　　事實上，這個策略已經在實施。比如，政府規定今年中央財政開支下降5%，實際就是緊縮。但在受災地區，財政卻是增加投入。這種既有緊又有松的操作變化，表明財政政策不改穩健的既定思路下，正在呈現出結構性操作的新特征。

　　貨幣政策同樣也要在堅持從緊的總體原則下，采取這種動態的彈性操作。面對通脹壓力、需求旺盛和信貸擴張沖動，央行今年連續提高準備金率收縮流動性。但同時，考慮到中美利差、人民幣幣值穩定和控制熱錢涌入，今年以來一直保持利率穩定，未出臺加息政策。

　　從這個角度看，目前的貨幣政策不是簡單地由松到緊或者一緊再緊，而是動態適時調整，隨著經濟形勢變化，從去年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交替運用，調整為今年多動數量工具、少動和不動價格工具的新特征。

　　“盡管市場對此褒貶不一，但從目前實施效果來說，宏觀調控政策應當說是比較切合實際情況。”陳東琪認為，這種策略仍然會成為下個階段宏觀調控的主導思路。

　　與此同時，應對復雜局勢和國內外不確定性因素影響，還必須配合相關產業政策。

　　其一，加大財政和轉移支付力度，刺激農業生產，增加市場供給。近年來決策層狠抓農業，使得我國經濟平穩渡過了去年以來爆發的全球性農產品價格暴漲危機，再次說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無糧不穩”在今天依然是治國核心原則之一。

　　盡管目前我國糧食總體呈現供需平衡。價格基本穩定，但農資價格上漲、農民種糧積極性漸弱等問題凸顯，保障糧食安全仍有隱患。同時，主要肉禽產品供應仍有較大起伏，沒有形成穩定產銷機制。因此各級政府應該繼續加強落實扶農強農政策，保持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產品增加，從根本上奠定抑制通脹的基礎。

　　其次，充分利用減稅、補貼等手段，有效遏制企業生產成本上升，扶持中小企業，擴大就業基礎。隨著勞動力價格、能源和交通運輸價格全面上漲，今年企業生產成本明顯增加。截至5月份，PPI已經連續3個月高居8%以上。尤其是承擔就業量最大的中小企業，在成本抬升、銀根緊縮和銀行“貸大不貸小”的多重打擊下，經營非常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飲鴆止渴轉向“地下金融”借年息高達40%以上的高利貸。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對此非常擔憂，“目前這種對大資本、大企業和大項目傾斜的市場環境，擠壓的不僅是中小企業的生存，更是居民收入的增長、就業環境和社會穩定。”他認為，在目前企業生存環境不利的情況下，基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長遠目標，特別要加大對中小企業和創業的綜合扶持的政策。(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