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肯定高薪制度主要是為吸引人才，不能一棍子打死，但必須盡快建立透明的監督機制，使薪酬和能力、業績真實對等；民意還期待對壟斷企業高管不僅要限薪更要限權

　　“限薪之后還有280萬元哪，我大概要工作56年才有這么多收入！”從網上看到財政部對國有金融企業高管的“限薪令”，湖南省長沙市某圖書公司職員唐倩不禁咋舌，她在當地算個小白領，業余愛好炒股，對經濟新聞一直很關注。“最近我們的錢包、股票都縮水了，國企高管、上市公司老總怎么能心安理得旱澇保收呢？”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騰訊網，對2496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2.3%的人已在關注財政部的“限薪令”，其中48.7%的人表示“非常關注”。

　　80.3%的人認為應該建立對國企高管的責任追究機制

　　調查中，90.5%的人支持給金融高管的年薪定上限，9.5%的人持相反態度。38.9%的人認為“限薪令”體現了政府和企業節儉務實、共渡難關的決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認為，28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客觀地講，在國際競爭環境下，只能算一般的薪酬水平。“我國國企現在大幅提高了高管薪酬，主要作用不是高薪養廉，高薪和廉不廉沒什么太大關系，你不監督他薪酬再多照樣貪污腐敗，高薪主要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從這方面來說不能把高薪制度一棍子打死。關鍵要注意兩點，第一是不腐敗，第二是和業績對等。”

　　“我們小股民、小基民把錢投進去，讓這些高管、經理去經營，業績不好我們當然也不能把責任全部推給他們，但是總不能我們掉深坑里了，他們還是坐著飛機去滿世界休假、旅行吧？高管的薪水問題，讓我說經營得好就多得，經營得不好就得追究責任。”北京市市民陳大民說。

　　本次調查顯示，80.3%的人認為應該建立對國企和上市公司高管的責任追究機制，決策者應為錯誤埋單，45.6%的人認為還需對虧損企業高管的年薪作出限薪細則。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認為：“我們要政企分開，定薪問題企業應該有自主權，但是有些國有企業屬于管多了死，不管它就腐敗，出臺限薪令是為了平衡社會輿論，但要想真正讓老百姓沒有怨言，就得逐步實現賬目公開，你的功績是什么公開，拿多少錢也公開。到時候就不需要‘限薪令’了，企業可以自己來定。”

　　調查顯示，65.1%的人期望國企高管薪酬透明化，保障公眾的知情權；52.1%的人覺得高管的薪酬應和他們的責任、風險、貢獻相匹配；50.7%的人認為政策性規定難有約束力，制約高管高薪還得靠立法；45.6%的人認為“限薪令”之外更要完善收入分配體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院長朱新蓉表示，一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激勵和約束雙向存在才是合理的。同時在公共制度層面上要有長效的制度設計，而不是靠“限薪令”一刀切下去。在她看來，長效制度設計最主要的是稅收制度，累積稅率應該首先提高，賺得多稅率要大幅提高。“比如去年中國平安的馬明哲拿了天價薪酬，如果在西方一些國家，6600萬元得交85%的稅，那就只剩下1000萬元了。”

　　91.3%的人支持全國推廣上海國企高層帶頭減薪做法

　　1月20日，上海市九大國企發表聯合聲明，要求職工不增加工資，則領導不增加工資；職工減工資，領導首先減工資。9家國企領導帶頭減薪，另外嚴格控制差旅費和會務費開支，盡量壓縮開支、勤儉辦企以應對當前危機。

　　本次調查顯示，91.3%的人支持這一做法向全國推廣，其中57.3%的人表示“非常支持”。

　　一位網友留言說：“只有這樣全社會才會有凝聚力，共同克服當前的困難，尤其對于那些公司的員工來說，還有什么理由不死心塌地跟著領導向前沖！”

　　調查中，超過半數(55.1%)的人認為，“限薪令”不能僅限于金融類國企。

　　金融危機形勢下應該對哪些人限薪？公眾給出的排序是：所有國企的高管(80.6%)；公務員年終雙薪和四大節日費用(62.9%)；金融國企高管(62.9%)；應限制車補、實物福利、一些項目經費等職務消費(60.9%)；上市公司高管(49.9%)。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表示，—部分國企依靠政策優勢獨占市場、實行排他性競爭，其業績增長究竟來自高管得力還是壟斷福利孰難定論。還有一部分國企高管擁有不受董事會約束的特殊權力，對薪酬往往可行使自由裁量。有的國企高管往往還享受來自行政級別對等津貼、隱性福利等收益，薪酬不過是小意思而已。所以高管要限薪更要限權。

　　調查中，46.6%的人贊同蘇海南的觀點，認為限薪不是根本辦法，應對高薪制度徹底改革，限薪更要限權。

　　此外，公眾還建議：國企高管目前的薪酬計算很復雜，應規范其績效考核，形成有效監督(47.7%)；國企高管靠壟斷維持高薪，應放開市場的行政壟斷(44.0%)；國企高管限薪關鍵是改變薪酬決定程序(31.0%)。 (實習生 汪東亞 本報記者 王聰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