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社科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吳奕新認為，金融業與其它市場化經營的行業存在本質差別。它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來自監管者設置牌照造成的壟斷利潤，在中國，大量的金融服務價格都由行政管制，是超額利潤主要來源。因此金融高管的才能與國家資源、政策之間是樹苗與土壤的關系，不能脫離國情來大談金融高管的薪酬。

　　天價薪酬遭到質疑

　　事實上，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的高管年薪“高聳入云”已成為行業的普遍現象。據統計，浦發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招商銀行、深發展、興業銀行等6家上市銀行中，2007年度年薪超過300萬的高管人數超過20人，僅民生銀行就有9位高管稅前年薪超過500萬。

　　一些網民強烈質疑高管天價薪酬的合理性。國泰君安百萬薪酬事件出來后，在網上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網民紛紛表示，中國券商的傭金收入，其暴利程度已超過開賭場。強烈要求降低傭金。還有網民表示，某高管6000多萬元的年薪，相當于3000多萬農民工一年的收入，兩者相差太過懸殊。

　　“這不算什么，很多基金經理比馬明哲賺得還多。”深圳一位剛剛入行的分析師劉星(化名)告訴記者說，金融行業本來就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一些上市公司也表示，“高管高薪”是一種與國際化相適應的薪酬體系，能夠激發高層管理人員的創造力和積極性，是公司業績增長的重要保證。

　　金融高管薪酬明顯脫離了國情

　　深圳市社科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吳奕新說，有關金融高管天價薪酬的現象，應該從客觀上看待，前些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各個企業效益非常好，工資待遇也不斷上漲，一些上市公司提出要跟國際接軌，金融高管的工資也“水漲船高”，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從目前來看，這些金融高管的薪酬水平顯然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圍。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4932元，深圳的市長年薪也不過20多萬元，金融高管動輒數百萬、上千萬的年薪明顯脫離了國情。

　　吳奕新說，特別是眼下國際金融危機還在擴散和蔓延中，經濟發展形勢嚴峻，企業利潤不斷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部出臺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政策非常有必要。這對于投資者和企業員工樹立信心、創造和諧公平的社會氛圍是大有裨益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金融高管能夠拿到高薪，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駕馭市場的才能，堅持創新，為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利潤，因而獲得比較高的報酬也無可厚非。對此，吳奕新認為，金融業與其它市場化經營的行業存在本質差別。它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來自監管者設置牌照造成的壟斷利潤，在中國，大量的金融服務價格都由行政管制，是超額利潤主要來源。因此金融高管的才能與國家資源、政策之間是樹苗與土壤的關系，不能脫離國情來大談金融高管的薪酬。

　　吳奕新說，應該承認，市場規則運行之下，建立激勵機制未嘗不可，但這需要構建兩個前提，一是權責對等，激勵機制是建立在企業效益之上；二是權力運行透明，不能一權獨大。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企業，在這兩方面都處于失衡狀態，一是權責不對等，一些企業明明虧損驚人，但高管照拿高薪不誤；二是企業高管專權，自己給自己加薪，發放紅利，自然易如反掌。

　　“限薪”應在效率和公平之間取得平衡

　　深圳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世平則對“限薪令”持保留態度，他認為簡單地設定薪酬上限，可能會造成“一刀切”的問題。合理的薪酬制度應該與業績掛鉤，一些壟斷型的企業確實應該減少管理層的收入，但不應該以減少薪酬為目標。一切應該以管理人員的貢獻為依據，在承認崗位的重要性的同時，把崗位責任更加明確，并確定相應的難度系數，作為計量薪酬的組成部分。

　　在近日召開的深圳市國資國企工作會議上，深圳市長許宗衡、副市長張思平均在會上號召國企領導帶頭降薪。“現在美國華爾街的眾多高管都在降薪，深圳企業的高層也應該有實際行動。”許宗衡在會上對國企高管提出了降薪的要求。他表示，今年深圳要進一步落實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完善業績考核的指標體系，加強對金融類等國有企業薪酬管理，堅決防止脫離國情、脫離當前經濟形勢、脫離行業發展以及自身實際發放過高薪酬。

　　根據深圳市國資委的分析，從去年經營情況預計市屬國有企業負責人的平均薪酬水平要比上年有一定程度下降。(記者:王傳真 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