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2009年,中國以兩個“第一”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第一次公開發行2000億元地方債券，同時也讓今年財政預算赤字創了新中國成立60年新高，達9500億元。

　　數額龐大的財政赤字并不是“妖怪”。按照歐盟的通行標準衡量，3%和60%分別被視為赤字率(赤字占GDP比重)和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的警戒線。就9500億元規模而言，雖然赤字增加較多，但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內，累計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在20%左右。因此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這是我國綜合國力可以承受的，總體上也是安全的”。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記者進一步解釋，赤字率3%的安全線其實也只是一個“經驗數字”，即使赤字率超過3%，也沒什么大不了，“因為國情不一樣，只要中國經濟平穩發展，有堅實的物質基礎，財力來源充足，就可以承受”。事實上，目前美國的財政赤字率已超過8%。

　　大量增加的赤字，是中國實施積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經濟增長放緩，企業效益大幅下滑，今年1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降幅達17%；另一方面，從支出角度看，在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指導下，增加政府投資規模，保障和改善民生，都需要財政加大投入力度。“一增一減，財政收支差必定擴大，赤字增加是肯定的。”賈康說。

　　事實上，中國并非第一次面對赤字財政。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連續7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赤字絕對額最高的是2003年和2004年，達到了3190多億元；赤字占GDP比重最高的是2002年，也達到過3%。

　　在賈康看來，地方政府發債這一“新鮮事物”并不“新”。公開發行地方債是“第一次”，而以前各地政府的“隱性債務”也不少，例如以信托公司形式為一些市政建設項目籌措資金等。正是考慮到控制風險，中央財政才以代理方式幫助地方發債。

　　賈康認為，此外還應注意幾點：其一，要有一個合理的認定標準和合理的安排，誰發誰不發要有明確的依據。這中間，要根據各地方需求不同，以及還本付息能力和債券的管理水平，制定一個可靠的方案。其二，由于債券的償還要3~5年，長期看應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智”，在發放過程中加強監控和信息反饋。

　　早在兩會前就已有地方發債的傳聞。國家4萬億元投資規劃出臺后，中央配套資金僅為1.18萬億元，剩余資金需來源于地方配套和社會資金，由此不少地方政府紛紛加大上報發債的額度。當時有報道稱上海和廣東申報了500億元，浙江上報了300億元，湖北上報150億元。

　　不過，記者從兩會期間了解到的情況可能遠低于預期。比如，北京獲準發行56億元；陜西爭取到60億元；遼寧擬發66億元地方債券。

　　據悉，受危機沖擊較大的廣東省獲得110億元額度，占地方債總數的5%。而此前廣東上報了600億元額度，最后獲批的，只有六分之一。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兩會上談到，對于地方能夠獲得多少地方債券的發行能力，國務院在最終測度、核準地方發債的規模時主要考慮三方面因素：一是地方對于中央重點投資項目的配套金額；二是地方政府對于債券的承載能力；三是地方政府過去的債務情況。

　　謝旭人還強調，國家要求地方用好2000億元債券，主要用于中央財政投資地方項目的配套工程，以及民生項目。

　　各地的具體債券籌資具體用途雖未正式公開，但大多省份都表示將嚴格遵循國家規定。陜西省副省長趙正永透露，資金主要用來災后重建和重點項目建設。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財政廳廳長李友志表示，地方債主要用于農業水利建設、洞庭湖治理、病險水庫治理、農村人畜飲水安全等方面。另外，湘江流域的污染治理和節能減排也是重點投入對象。

　　相對而言，沿海地區對債券的需求似乎更強烈。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妙娟就表示，地方債應大力支持受金融危機沖擊影響最早、最深的地區，比如廣東這些沿海地區。

　　“從未來還貸能力、承受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落實項目等問題上，向投資總量大的地方傾斜，才能產生四兩撥千斤或者事半功倍的效果。”她說。

　　“借錢”過日子，就要把錢花在刀刃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業大學經貿學院院長程惠芳對記者表示，應該盡快出臺《地方債券法》，才能有效規范發債用途，以及過程中可能的“腐敗”，加大監管力度，控制風險。 (記者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