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各地的消費券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今年伊始，杭州首發一億元消費券，隨后南京、鎮江、寧波等地紛紛跟進。

　　在國際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仍在深化和蔓延的大背景下，多年來擅在投資而弱在刺激內需的地方政府，紛紛把發放各種形勢的消費券作為新的“擴內需”手段。

　　消費券熱鬧后的總體效果仍有待觀察，但爭議聲也不絕于耳。“摸著石頭過河”，專家表示，消費券模式還需不斷完善。

　　長三角消費券“四兄弟”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雖然都名為消費券，但在資金來源、使用范圍、發放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粗粗一分，“消費券”兄弟四個：

　　“直用型”。這種消費券的資金來源為地方財政，功能近似于現金。其典型代表為杭州發放的首批消費券，今年1月19日起，杭州市政府拿出1億元財政資金，向特困戶、退休市民、殘疾人和在校中小學生等8類人員67萬人發放成人每人200元，學生每人100元的消費券。消費券可在400多家商家使用，不但能抵用同等面額的現金，還可享受不等的讓利折扣。

　　“混用型”。它的資金來源是地方財政和企業讓利，但不能單獨使用，必須與一定的現金混用。其典型代表為杭州、南京的旅游消費券。杭州從2月26日起在長三角等地免費發放240萬份總面值為1.5億元的“杭州旅游消費券”，游客在杭州每花40元現金，可以使用10元消費券。南京則于2月16日向全市20萬戶居民發放2000萬元鄉村旅游消費券，與現金的混用比例為1∶1。

　　“讓利型”。它的資金來源是企業讓利，也與現金按一定比例消費。典型代表是鎮江2月25日向市民發放的8800萬元旅游消費券，以及計劃向周邊城市發放的3200萬元旅游券，其資金來源全部為企業讓利。

　　“義賣型”。它的資金來源是社會資金認購，類似政府“義賣”。典型代表是杭州計劃4月份推出的新一批消費券，它們共分“政府消費券”、“旅游消費券”、“社會消費券”、“教育培訓消費券”和“轉移性消費券”等五大類。除了第一種外，余下四種不再由財政支付，鼓勵自愿認購，并有5-20%的使用優惠。

　　“摸著石頭過河”，消費券效果待觀察

　　雖然消費券的發放模式不同，但對于其所能起到的拉動內需的作用，各地政府無疑都寄予了厚望。

　　南京市旅游局局長曹永林先前表示，經過測算，南京市民使用2000萬元的鄉村旅游消費券，有望拉動2億元的消費市場。而鎮江市旅游局市場開發處副處長李良武也告訴記者，根據他們的預測，8000萬元的旅游券可直接為鎮江帶來2億元的旅游收入，間接帶動其他產業的收入可達到20多億元。

　　這些地方政府的預估并非沒有道理。從先行地區杭州的實踐情況來看，消費券對于拉動內需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截至2月20日，杭州城區各指定商家接收消費券6162.27萬元，占發放總額的61%。目前杭州市已有358個定點商家兌付250萬張消費券，兌付金額超5000萬元。據杭州市貿易局調查，消費券在超市消費的放大效應是1.78倍，而購買大額商品放大效應可以達到10倍。

　　“從理論上說，發放消費券確實能夠拉動內需，但是實踐中究竟能否達到預定的效果，現在還不好說。”南京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發展研究所所長唐啟國教授表示，發放消費券是地方政府短期內拉動內需的一種措施，在具體操作中仍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對消費券觀感謹慎的除了唐啟國外還有不少專家。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院執行院長陳憲教授表示，消費券的好處在于，短時間內能讓大量資金完全進入流通領域轉化成消費，在短期內確實能夠對內需起到一定的拉動作用，但從長遠看，一旦沒有財政資金的長期支持，消費券的長期效果則會大大減弱。

　　而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博士陳杰認為，發放消費券政治效果大于經濟效果。它主要體現了地方政府對民眾福利的重視，與百姓同舟共濟的決心，讓百姓感到政府的關懷。但是在經濟不景氣或者沒有出現根本好轉的時候，人們一定會把計劃好的消費支出從自己的錢改為政府發的錢，總消費不會出現凈增加。經濟學理論將這種現象稱作“替代效應”，而日本近年來發放過數次消費券，實踐證明效果也不大。

　　消費券發放模式尚需完善

　　從各地消費券投入發行或列出計劃之日起，這一政府行為就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關注，爭議之辭也應聲而起。除了對于實施效果的爭論外，圍繞發行對象、購買范圍和資金來源等制度設計層面問題也備受關注。

　　陳憲指出，一般意義上講的消費券，指的是政府派發的以公共財政為資金來源的城市消費券，這就涉及公平和效率問題。陳憲說：“從公平角度看，目前有的消費券傾向于鼓勵使用者購買本地產品，有地方保護主義之嫌，而且消費券往往會集中在部分商品上使用，這種制度設計上的厚此薄彼亟須糾正。”

　　他認為，消費券一定要對邊際消費傾向比較高的人群發放才有意義，才能更好地拉動消費，而一般認為，收入越高的人邊際消費傾向就越低，他們的收入大多儲蓄或投資。

　　“因此，從效率角度來說，地方政府在發放消費券時應該首先考慮低收入群體。最為合理的消費券應該是借鑒美國，向低收入群體發放食品券。”陳杰說，此外針對當前大量農民工失業的現狀，政府也可以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于發放勞動培訓券和教育券，讓農民工免費參加政府開辦或政府與機構合辦的教育培訓活動，自主挑選適合自己的培訓項目。

　　著名社會學家、復旦大學胡守鈞教授則認為，目前一些消費券正有向促銷券異化之勢。為了讓更多人到本地消費，一些地方政府將消費券發到了異地。“這種異地發放的消費券更多的是一種廣告和促銷，從公平角度考慮，政府部門應該把直接補貼群眾的消費券和到外地發放的促銷券嚴格區分開來，在財政支出中必須區分其資金性質，不能‘一鍋粥’。”

　　另外，由于各地發放消費券額度巨大，一部分資金還來自于公共財政，就有輿論質疑“財政資金能否到馬路上散發”。而法律專家則建議消費券在資金的來源和使用上也要做到合法規范。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全弟認為，如果消費券的資金來源來自于政府財政，應該納入預算，并經人大及其常委會審查批準通過。這一在前程序必不可缺，政府發行消費券是把錢用在人民身上，但是搞好預算管理也是花好老百姓每一分錢的體現。在注重目的的時候，實施的程序也應該注重，否則同樣會影響到發放效果。陳杰則建議，消費券的資金來源除了政府直接動用財力支持，還可多與企業合作，鼓勵它們讓利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