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印花稅討論應跳出“救市”或“抑市”思維

　　文/李貞(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近期我國股市連續震蕩，成交量下滑，對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的呼聲不絕于耳。

　　印花稅是對經濟活動和經濟交往中書立、領受、使用的憑證所征收的一種稅。它的課征范圍比較廣，包含對證券交易的課征，而證券交易印花稅也是我國證券市場的主要稅種之一。

　　對于降低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的理由，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其一,雙邊征收。目前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亞和中國是對買賣雙方征收，其他國家只對買方或賣方征收，甚至不征證券交易印花稅。其二，稅率過高。買賣雙方分別按3‰的稅率征收，是全世界收取證券交易印花稅最高的國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稅率水平在1‰左右。其三，調整頻繁。自開征以來，多次調整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而且幾乎都是突然公布，影響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正常成長。針對上述問題，專家學者們也給出了各種應對之策，如單邊征收、降低稅率、保持稅收政策的穩定性等。

　　這些觀點有其合理性，但都是單純從救市這一角度出發，只看到了中國證券交易印花稅存在的表層問題，而沒有分析導致這些表層問題的深層原因。實際上，是否調整印花稅從根本上看是一個稅收立法的問題，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印花稅稅率無論升降，都會引起不同利益方的種種“說法”，而不會真正解決問題。

　　首先，證券交易印花稅的課征依據是198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該條例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文件，因而從立法角度看，我國印花稅的立法層次較低，而這也是我國稅收立法方面存在的普遍現象。

　　在我國現行稅制中，共有22個稅種，其中以國家法律形式發布的僅有《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其他稅種都是經全國人大授權立法后,由國務院制定的暫行條例或條例來進行管理。

　　由全國人大立法，立法過程基本上是開放的，各方意見也經過了媒體的充分報道，因而人們對此可以有一個提前的預期和判斷，據以安排自己的經濟行為。但是，條例或暫行條例的制定或調整過程卻沒有如此公開透明，“5·30印花稅”事件引發的風波即是典型案例，因為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應該是“秘密”的，調控股市的行為要公開透明，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所有交易者可以平等地面對來自管理層的信息，這樣再具體到稅率的升降，也就更能被各方接受。

　　更進一步來看，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暫行條例》中，對證券交易課征印花稅也沒有明確的規定。該條例規定了五類應稅對象：購銷、加工承攬、建設工程承包、財產租賃、貨物運輸、倉儲保管、借款、財產保險、技術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質的憑證；產權轉移書據；營業賬簿；權利、許可證照；經財政部確定征稅的其他憑證。

　　我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是1990年首先在深圳開征的，1991年上海也開始征收。比較明確規定開征證券交易印花稅的正式文件是，1992年6月，國家稅務總局和國家體改委聯合發布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有關稅收問題的暫行規定》，其中第九條規定“股份制試點企業向社會公開發行的股票，因購買、繼承、贈與所書立的股權轉讓書據，均依書立時證券市場當日實際成交價格計算的金額，由立據雙方當事人分別按3‰的稅率繳納印花稅。”這一暫行規定的立法層次又低于暫行條例。

　　當前，依法治國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國應盡快加速各個稅種的立法工作，將各項稅收的暫行條例或條例上升到立法的高度。這樣稅種的開征和變動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立法的過程中，公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媒體也會大量報道，機構和個人都會得到大量的相關信息，而不僅僅是少數人的特權。這一點在將個人所得稅扣除額提高到2000元的立法過程中已經得到較好的體現。

　　就印花稅而言，其稅率多少，應建之于各方納稅人代表充分討論、協商和博弈的基礎之上，并在各種利益集團的訴求大體平衡的情況下，由全國人大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花稅法》，其中應明確規定對證券交易課征的有關事項，這樣才能夠更充分保護各方納稅人的權利。

　　而由政府部門單方面制定的稅收條例及其調整，很難體現納稅人的同意權和知情權，而以此為依據確立的稅種及稅率，在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利益日益多元的今天，無論高低，都可能遭遇不同利益方的種種“說法”，因而印花稅的問題，本質是立法程序的公開公正和透明問題，而非簡單的“救市”或“抑市”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