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九日電 題：環境安全逼近底線 中國告別極端發展

　　中新社記者 翁陽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質變壞，八十年代魚蝦絕跡，九十年代身心受害。在剛剛結束不久的奧運季,北京的藍天成為競技場外備受公眾矚目的話題之一，近日，首部全面聚焦中國水資源整體狀況的大型環保紀錄片《水問》，又再度令國人不得不嚴肅審視賴以棲身的生存環境。

　　“水是生命之源，但環顧四周，還有多少水可以養育生命，又有多少母親河變成了污水溝？！”某網友看完《水問》之后發如是感慨。而這發人深省的危機拷問，折射出步入改革開放而立之年的中國，在取得可堪自傲的發展成就的同時，正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生態挑戰。

　　人們注意到，改革開放之初，全國人大即頒布實施《環境保護法(試行)》，規定新建項目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此后，有關征收排污費、海洋環境保護、大氣污染防治、水土保持方面的法律法規漸次涌現。

　　但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時代中，具有強勢慣性的粗放型增長和低層次競爭主導了經濟發展模式，眾多環保條文近乎形同虛設，飛速積累的國民財富中隱藏著巨大的生態與環境虧空。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已步入重化經濟階段的中國，也同時進入了環境污染事件高發期，前幾年相繼發生的松花江水污染、廣東北江鎘污染等嚴重事件正一次次地將生態安全軟肋暴露于世人眼前。

　　據統計，在過去十年間，全國環境投訴量由最初的每年數萬件猛增到二00七年的逾七十萬件。有學者高聲疾呼，中國正逼近環境安全之底線。

　　面對事關百姓生存環境、可持續發展以及子孫后代未來的生態危局，進入新世紀的中國正將生態環保置于同經濟發展比肩的同等戰略高度。

　　二00二年中共十六大，“改善生態環境”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被確立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戰略任務；二00七年十七大上，繼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后，“生態文明”一詞首次見諸全國黨代會報告，同年，溫家寶更誓言要做“環保總理”，高層決心盡顯無遺。

　　在此期間，中國不僅先后祭出了區域限批、流域限批、限制塑料袋等有效行政利劍，更通過加大資金投入，細化環保法規、提高違法成本，建立“綠色保險“、“綠色信貸”等全方位舉措，致力以長效機制打破“企業賺錢、政府買單、群眾受害”的環保怪圈。

　　官方數據顯示，二00七年中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首次出現雙雙下降。“雙降”固然可喜，但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生態形勢依然嚴峻，生態退化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對于環保這一長期、復雜的大型社會經濟工程，有識之士認為，不僅政府、企業要各司其職，每個社會公民也須有所擔當。

　　十五年前，當中國近代思想、政治、文化巨人梁啟超之孫梁從誡預見到中國環境問題時，即在耳順之年毅然訣別史學研究，創建了中國首個環保NGO“自然之友”，由此踏上了“向極端發展主義宣戰”的艱辛道路。

　　時至今日，梁從誡已不像當年那樣形單影只，眾多環保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成長壯大，公眾環保意識日益覺醒，廈門PX項目爭議等事件皆展示出日趨強大的民間力量。若能切換觀察視角，即便在舉國問責的“虎照造假案”背后，也能清晰“窺伺”到整個社會對于生態保護的高度關切。

　　展望未來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肩負發展與環保雙重壓力的中國能否真正迎來生態轉好之拐點仍存變數，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每個國人不能叩問內心、付諸行動，這一目標必將空成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