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繼南部的深圳、東部的上海浦東、北部的天津濱海之后，

　　西部的成都和重慶從提出申請的8個地區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 本刊記者/楊中旭

　　“明天我要去成都。”6月6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在電話中對本刊記者說。

　　3天之后，從成都、重慶和北京同時發出的消息是，成都和重慶同時成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務院也已于6月7日對此做出批準的決定。

　　連續3個夏天，地方申請綜合改革試點都獲得中央肯定。去年和前年，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分別“獲封”國家級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此番成渝同時折桂，加上一直擁有改革先行先試權的特區深圳，中國的東、南、西、北四個地區，就各自擁有了一塊綜合改革的試驗田。

　　與東、南、北三塊“良田”不同的是，成渝兩地并未劃地為界，而是將改革重點放在了城鄉一體化上。一時間，城鄉改革成為成都重慶兩地最熱門的詞匯。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等中央高級官員，以及石小敏、湯敏(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等北京學者，也在成都與當地官員學者匯聚一堂，召開了專題為城鄉統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為西部發展出謀劃策。

　　數字很過硬

　　翻開成都方面提供的資料，石小敏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2006年底，成都城鎮登記失業率為2.8%，城鄉人口收入差距比例為1：2.61。

　　“數字很過硬，比全國水準都要高上一大截。”石小敏對本刊說。多年來，全國范圍內，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在4%～4.5%之間，而城鄉人口收入差距比則高達1:3.5。

　　在這兩個硬指標的背后，是不斷向農村傾斜的財政投入。

　　2003年6月，李春城從成都市長任上轉任成都市委書記。當年，這座副省級的城市向農村傾斜的財政收入只有區區6.8億。4年之后，成都財政投入中，農村的份額達到了71.3億之多，占到了全市財政收入的24%。“在現階段放眼全國，這也是一個很高的數字。”石小敏說。

　　在這4年之中，除了財權向下、向農村傾斜，對素有“第二財政”之稱的土地出讓金的分配也是“如法炮制”。2006年，成都市土地出讓金收入超過300億。縣土地出讓所得，100%歸自身所有；市土地出讓所得，市財政只拿其中的六成，其余四成歸區財政所有。

　　“財權和土地收益權是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中最為關鍵的兩個環節”，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經濟學家林凌告訴本刊，“改革的終極目標之一是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匹配。現在大量事務由基層政府管理，他們理應獲得更多的財權。”

　　除了權力下放，成都還對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權改革的禁區進行突破。在一些縣鄉，農民以土地入股獲得公司收益，這已經在事實層面突破了《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新農村建設開始之后，各地紛紛啟動宅基地流轉改革，成都也先行一步，具體辦法是：集中農民手中的宅基地，按照“占補平衡”原則，為其他領域用地提供空間。而這在某種意義上也符合“村容整潔”的新農村要求。在成都方面提供的經驗介紹中，這一模式被稱之為“三集中”：種田向能手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新區集中。

　　在“三集中”模式下，原先比例達10%～20%的相對閑置的存量用地得到盤活。成都和重慶方面也并不滿足于僅僅“全市土地一盤棋”的格局。成都方面人士透露說，成都有意將全市范圍內的“占補平衡”擴大。

　　對此，重慶方面的意見是：未來10年內，重慶市約400萬人將完成城市化進程，并遷移到“一小時經濟圈”內，土地使用政策已經成為當地城鄉統籌規劃的瓶頸。

　　6月7日之前，成渝兩地的城鄉統籌改革尚處在自發階段；6月7日，在升格為國家級試驗區之后，成渝兩地都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擴權沖動”。對此，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表示：評上新特區就是最好的優惠政策,“有關的試點內容現在還沒有制定，有關的政策還沒有定下來，有關部門和四川省、成都市和重慶市政府研究方案，下一步還要通過國務院審批”。

　　據本刊了解，成渝兩地將在下月于北京召開成渝城鄉統籌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政策研討會，會議上，成渝兩地將具體提出在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上的要求，甚至，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也將提及。

　　成渝的指標意義

　　“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今年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會議是在成都召開的，這本身已經說明了中央對成都改革的支持態度。”石小敏說。

　　4月初全國體改會在成都召開之際，主管體改工作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陳德銘還專門參加了城鄉統籌座談會。在會議上，這位主政過蘇州和陜西的正省級高官說，統籌城鄉發展是具體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有效抓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舉措，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實現“一個反哺、一個支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迫切需要。

　　在那之前的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分組審議時，明確提出了對重慶的三大定位，前兩項仍以經濟建設為主：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中央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第三項就是把重慶建設成為“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

　　“可以這樣說，一方面，成都和重慶踏準了中央的鼓點，另一方面，當地領導想實實在在地做些事情。”一位長期關注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研究者說。

　　最近兩年來，包括上海、天津、成都、重慶、沈陽、武漢、南昌和廣西北部灣在內的8個地區先后向中央申請改革“先行先試權”，成都和重慶申請的時間并不長，卻在短短數月之內即獲批準。

　　有學者告訴本刊，以往一些申請國家級試驗區的地區，報告中的關鍵詞都是“產業集群”“規模效應”“500強落地”等，中央此次肯定成都和重慶的工作，這本身就具備了“指標意義”。

　　據本刊了解，試圖將沈北作為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沈陽市，在獲悉成都重慶獲批之后展開了緊急研究，力求避開成都重慶方面的長項，并對自身的定位展開修訂。

　　“最近兩年來，一方面中央在很多場合強調改革的重要性；一方面地方政府為解決事權財權不對稱等矛盾，也開始主動改革。”一位學者說，“但要開好處方，卻不是一件拍拍腦袋就能想清楚的容易事。”

　　尚需持久動力

　　2004年春，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在突擊視察成都市金堂縣淮口鎮時，當面給鎮委書記汪光友出了一道考題：淮口如何推進城鄉一體化？汪的回答令李很不滿意，認為淮口“山河依舊”，汪光友“不在狀態”。隨即，汪被金堂縣委免職，轟動全國。

　　此后一年間，當地因“不在狀態而下課”的官員超過20位。成都下屬的郫縣，兩位局領導因工作問題而被縣委要求在電視臺上向公眾檢討。而在這一輪全國范圍的縣鄉換屆中，成都全市范圍內的鄉鎮黨委書記全部實現了“公推直選”，走在全國之先。

　　不過，在川中著名學者、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林凌看來，盡管成都在人事調整方面步子很大，但也有行政推動力過大的嫌疑，“這個邏輯大家應該都清楚，市場經濟和民眾的動力在這場變革中的比例還是很低”。

　　在新農村建設開始之前，四川就走在全國之先，眾多每年只在家鄉居住十數天的打工者被動員回鄉建房，而在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大力提倡的現代農業方面，“成都卻顯得辦法不多”。

　　“城鄉統籌必須兩條腿走路，工業和城市化是根本，新農村建設也要跟上”，林凌說，“改革需要持久的動力，市場手段、民眾熱情、現代農業都不可或缺。”

　　“如果把理想狀態定為10分，成都城鄉統籌進展目前可以達到2分，其財政對農村的傾斜度只有24%”，石小敏說，“但這區區2分已經走在全國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