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大的法庭——第一法庭，一起無效專利再審案件正在審理。旁聽席上，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的100余名審查員神情專注。

　　在我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中，公眾旁聽已成為常態，旁聽席上時常還能看見外國人的身影。

　　知識產權審判的“窗口”，還有一扇開在互聯網。2006年3月10日，“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正式開通，截至今年9月5日，共有26633份已生效的民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上網，并以月均近1600份的速度增加。業內人士評價說，文書說理性明顯增強。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蔣志培說，中國的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正在經歷一個從“粗”到“精”的飛躍。日益提高的“透明度”，則是催化劑，讓這個“飛躍”提速。

　　以庭審“精細化”適應“透明”要求

　　“法官很會抓重點！法庭調查前，他們歸納出‘四個焦點’，這樣雙方當事人就不跑題了。”旁聽完案件，專利復審委的審查員杜微科這樣點評。他已不是第一次旁聽專利案件庭審，還曾出庭應訴過。在他眼中，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審判力度在加大，水平也在提高，審判對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

　　參加旁聽的審查員余心蕾也很有感觸。她說，“陽光”下的審判，有利于公眾對司法的監督，增強了司法在公眾中的公信力。

　　今天開庭的這起專利再審案，蔣志培擔任審判長。庭上，發問、傾聽，他游刃有余。今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的知識產權案件開庭幾乎每場都有不少人旁聽，法官們已經習慣了在一雙雙專注的眼睛下審案。

　　增強透明度，是中國知識產權案件審判一直堅持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曹建明多次強調，嚴格執行公開審判制度，保障包括外國人在內的社會公眾能夠旁聽。他還要求，選擇有影響的案例，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代表性人士旁聽庭審。

　　要適應“透明”的要求，蔣志培認為，知識產權案件庭審要做到“精細化”，一要抓事實。原告的權利及范圍，被告是否侵權、程度如何，涉案的技術問題，法官都要查清楚；二要抓程序。讓當事人雙方充分辯論，讓證據說話，程序保障審判的客觀公正；三要抓損害賠償額計算。盡量查清侵權帶來的損害，使侵權人付出應付的代價。

　　今天這起案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受理的65起知識產權再審案中的一起。這個數字，已相當于去年全年受理的知識產權再審案件數的88%。蔣志培說，上級法院加大對下級法院的監督進一步保障司法公正，也是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精細化”的一個重要表現。

　　案件“粗審”現象必須改變

　　近年來，知識產權案件大幅持續上升。2002年到2006年的5年間，全國地方法院受理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年均增長17.06%；2007年上半年，全國法院新收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8405件，同比上升22.02%。

　　新類型案件也不斷涌現，涉及訴前臨時措施、網絡著作權和網絡域名、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反壟斷等內容。

　　“這不僅體現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事業的快速發展，也給法官審案帶來挑戰。”蔣志培說。

　　多年從事知識產權審判，蔣志培認為知識產權訴訟存在“三粗”：一些當事人及代理人訴訟能力不高，對專業技術及相關法律缺乏相應的素養；一些法院審理過程較粗，有的事實審查不夠準確，有的質證不夠嚴密，還有的專業技術知識掌握不夠深入；一些判決文書質量不高，比如，裁判理由說理不夠充分，論證不夠嚴密；事實歸納不夠，證據簡單羅列；引用法律條文不準確等。

　　蔣志培認為，無論是加入WTO后來自國際上的外力，還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內壓，“粗審”現象都必須盡快改變，必須盡快實現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精細化”。好在知識產權的審判隊伍基礎比較好。全國法院單設知識產權庭172個，專設知識產權合議庭140個，共有知識產權法官1667人，審判專業化水平進一步提升。

　　“當然，精細還有一大好處，那就是不容易作弊。”他補充說。

　　裁判文書公開讓法官更慎重

　　一份裁判文書，是司法最終的產品。

　　蔣志培說，實現知識產權案件審判的“精細化”，除了庭審外，判決書是另一大突破口。文書要精，要敘事清楚、說理透徹，全面展示論證過程，真正保障當事人對裁判理由的完整知情權，并同時上網公開。一句話，要切實體現“辨法析理、勝敗皆明”。

　　最高人民法院開通“中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網”，提供全國統一的文書公開平臺。按照要求，全部生效的民事知識產權裁判文書要及時上網公開，知識產權刑事和行政裁判文書也將逐步實現全面上網公開。

　　案例，是活的法律。參加旁聽的專利復審委員會審查員杜微科認為，它可以直接告訴公眾法律保護什么，告訴法律界司法的方向是什么，更好地體現法律的預見性。

　　裁判文書公開，對法官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壓力。“只要有這個要求，法官就會更慎重！便于全社會監督。”蔣志培說。

　　用“精細審判”帶動“精細訴訟”

　　法官、被告、原告，是訴訟的“三角”。蔣志培認為，首先要推動“精細審判”——審理過程精細，文書制作精細，審判結果公正。通過這種“精細”審判，同步帶動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提高訴訟水平。“如果雙方在法庭上被法官一問，都沒詞，這樣的審判也精細不了。”

　　同樣的互動，還體現在法院和社會公眾的關系上。比如知識產權司法文件的起草，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所有涉及知識產權問題的司法解釋，起草過程中都要廣泛聽取各地法院、相關部門、專家學者和社會公眾的意見，并將草案上網公布向社會廣征意見，通過后，也會及時通過媒體或者網絡予以公開。

　　蔣志培說，這種基于“透明度”的良性互動，讓知識產權從“精細審判”走向“精細訴訟”。由此，整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意識和保護水平都會得到提高。(吳 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