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組數據耐人尋味，一是2005年中國的儲蓄率為46%，掙100元存下46元；另一個是美國人的儲蓄率為-0.5%，也就是每掙100元要花掉100.5元。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難道真的是中國人很負責任而美國人不顧明天死活只顧今天享受?

　　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歸結為兩個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發達或不發達對家庭消費決策的影響不同，另一個原因是整個經濟市場化程度高低的影響不同。在《財富是怎樣產生的》中，我們談到住房按揭貸款、汽車貸款、教育貸款、醫療保險、退休養老保險等金融品種對緩和儲蓄壓力的作用，這些金融品種可以降低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擔憂，也可以幫助平衡個人一輩子的消費水平，關于這些本文就不再重復了。

　　但是，金融發展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在相當程度上，由于中國金融的不發達，人們在消費決策時是根據已到手實現的收入決定消費多少，由“過去的收入”決定今天該花多少。而美國人是根據“未來的收入”決定今天該花多少錢。也就是說，對于中國人來說，個人的消費預算取決于當前以及過去已到手儲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消費，甚至到手后還有46%留到今后消費。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消費預算由當前和未來收入的總折現值來決定，未來各種收入的折現值實際上是個人財富在今天的總值，這樣一來，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來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夠多，財富的增長照樣可以讓你不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費掉，而且還敢借錢花，即提前消費。換句話說，中國人是根據“收入流”來花錢，而美國人是根據“收入流”加“財富存量的增值”來花錢。

　　以2005年為例，中國新增儲蓄1.8萬億元，居民存款余額為14萬億元(大約1.75萬億美元)，存錢很多。而同年美國人沒存錢，總體上還借錢。可是，美國私人資產的年終總價值為51萬億美元，凈增5萬億美元(是中國居民存款余額的2.8倍)，人均財富存量凈增約2萬美元，這些私人資產包括私人房地產、生產性資產、證券和基金，還不包括個人的人力資本的增值部分。美國人沒存下一分錢的新收入，可他們的財富存量卻照樣上漲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如果個人消費預算的基礎不僅包括當年的收入，而且包括個人資產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國人2005年人均可消費金額約為5萬美元，因此，雖然他們把當年3萬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實際上還存了2萬美元，占可花費金額的40%。所以，他們還是在存錢，只不過存的不是當年的收入，而是資產增值部分。考慮到人們對未來收入信心的增加，2005年美國人的人力資本也升值不少，如果把這部分也算進去，美國人2005年還是存下不少財富。

　　當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注意到美國人花錢時會把收入和財富增值放到一起來算，而中國人可能只考慮實際收入的多少，不能提前消費未來的收入。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呢？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的土地價值、房產以及其他資產價值不是也升值了嗎？為什么中國人不能更有信心地消費呢？答案在于三方面：所有制、市場化程度和金融發展程度。

　　什么決定了人們的財富感

　　對于多數美國家庭來說，他們最重要的流動性財富或說資產是其私人擁有的土地和房產，財產的私有使每個人很具體地感覺到這是自己的財富，有非常具體的財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國，土地是國有或者集體所有，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因為某塊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實際上不屬于任何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所以在人們考慮到底可以多花還是少花錢時，不會受到土地升值的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今天中國城市的房產終于變成私有了，中國人的財富感得到了一種本質上的變革，房價的漲跌和租金的升降終于進入越來越多家庭的消費預算中。

　　按照同樣的道理，美國的企業都是私有的，這些企業價值的漲跌當然直接反映到眾多家庭的消費預算上。中國卻不然，許多企業還是國有，中石油、中國電信、寶鋼等企業的價值是上漲還是下跌，利潤是100億元還是1000億元，對中國家庭的財富感沒有影響。實際上，由于這些大型國有企業靠壟斷增收，它們的盈利越多，意味著老百姓為壟斷支付的就越多，對老百姓的開支預算是負效果，不是正效果。

　　因此，國有制占一國經濟的程度越高，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據實際收入決定消費的高低。反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里，人們的消費水平就可以跟土地等資產價值的漲跌掛鉤。

　　但是，僅有土地私有、資產私有化還不夠，土地和其他各類資產還必須得商品化、市場化，必須可以自由買賣流通，否則這些財富只能是死財富，還是不能完全地進入個人消費預算里。沒有流通性的資產是不能輕易變現的，如果是這樣，資產價值的漲跌只是名義上的，不能被立即消費。因此，活躍的土地市場、房產市場、資產市場是關鍵。在美國，不僅什么資產都可以自由買賣，而且都有很活躍的交易市場，許多種資產的流通性都接近現金。在中國，雖然農民和其他人現在可以轉讓、購買某些土地的使用權，但其交易范圍嚴格受限，交易程序和手續非常漫長。鄉鎮與農村的房產基本沒有被商品化、市場化，其交易市場基本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被用作抵押到銀行貸款。因此，這些資產都缺乏變現途徑，是死財富，這就大大抑制了鄉鎮與農村的消費需求。在大中城市，雖然商品房市場越來越火熱，但時下要求進一步限制房產交易的呼聲很強，要求加強管制，增加交易稅和房產稅，為交易設置各種障礙。如果真的這樣，那必然把中國目前最具流通性的資產又變成死資產，割斷消費跟這部分財富的聯系，壓低城市的消費水平。

　　發展金融業減少儲蓄壓力

　　當然，即使實現土地等資產的私有，并且也放開實物資產交易，可能還是無法完全把中國老百姓的財富變成他們消費預算的一部分。畢竟，除了土地、房產這些實物資產外，其他諸如人力資本這樣的資產或說財富是無形的，不便于直接交易。

　　1998年之后，中國先在50個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貸款，在此前后又推出汽車貸款，這些當然緩和了城市家庭的部分儲蓄壓力，讓他們的消費預算大大拓寬，能夠將一部分人力資本提前變現，并能很快買到房子、汽車，也能有更多的現金讓小孩上更好的學校等等。但到目前，這些金融品種對廣大小城市、鄉鎮和農村是不開放的，他們沒辦法提前享受到人力資本的好處。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北京等大城市的儲蓄率遠低于全國46%的平均水平。

　　美國的住房按揭貸款、汽車貸款市場非常發達，不管在城市還是鄉村，美國人都可用土地、房產、汽車作抵押將未來的收入流變現。任何個人和企業的穩定收入流也可用來作質押貸款。美國有1億多人擁有信用卡，而且不用先交錢就能使用。此外，企業股票上市也很容易，沒有行政審批限制，美國工業產值80%以上是由上市公司生產的。所有這些發達的金融證券市場使美國的各種資產具有充分的流通性，使幾乎所有的資產都能很快地變現。在這種社會里，人們在決定要花多少錢的時候，沒有理由只根據當年的收入多少來計劃，他們當然應該把其資產的升值部分考慮進去。

　　我們中國人只花今天和過去的錢，而且還花得不情愿，花得心驚膽戰，總想著省錢。美國人正好相反，他們不僅把今天掙的花掉，還把未來的收入預支過來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在中國醫療保險、退休養老、失業保險、消費者金融品種等等都還很欠缺，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擔憂，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敢不多存錢。在美國則是另一幅圖景，其金融、保險都很發達。另一方面，中國的生產性資產仍然以公有制為主，土地是國有，甚至連人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單位所有。在眾多管制下，許多資產不能在市場上自由交易，生產資料的市場化程度仍很低，這些制度安排使人們無法從資產升值中感受到好處，人們的財富感覺里不可能包含任何土地、國有企業等國有資產的成分，這些資產的升值自然不會影響老百姓的消費傾向或儲蓄傾向。在美國，幾乎所有資產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且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能像商品一樣自由交易。特別是通過資產票據化、證券化的交易，而不是實物交易，美國的證券與金融市場讓幾乎所有的東西都具有很高的流通性，這不僅使美國家庭的財富感很“活”，各種財富都不是“死”的，而且使他們感到更富，所以就更愿意提前消費。(陳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