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并不像外界說的那樣一擲千金，牛氣沖天，他們并不是一群只知道挖煤和揮霍的暴發戶，當然這些人都開著好車住著大房，但是如果說他們賺錢后只知道享受，買悍馬購豪宅，那么這不是山西煤老板的真實寫照，山西煤老板絕大多數還是屬于積極謀求發展、有膽有識的企業家的。”山西省晉城市一位擁有兩座30萬噸煤礦的煤老板這樣憤憤不平地說。這位陳姓老板不僅在當地擁有兩座煤礦，而且還獨資開發了當地一座有名的旅游景區，另外他在北京還正在籌建一座高新醫藥公司。陳先生認為，像山西這樣一個能源大省，如果不抓住這個得天獨厚的優勢投資相關產業，那么他的經營策略無疑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這位陳老板正是通過這兩座煤礦來養活著他的其他投資。他在幾年前開發的旅游產業中投資了上億元，但是現在仍然沒有看到一點收益，對此，陳老板并不擔憂，他說，旅游產業是朝陽產業，雖然現在沒有什么效益，而且還在不斷賠錢，但是10年、50年之后就看到它的真正價值了。煤礦總有挖完的一天，但是旅游產業卻是一本萬利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只會增值而不會衰竭。

　　然而，幾年下來他雄心勃勃投資的這個產業不僅沒有出現好轉的局面，反而有把他拖垮的跡象，去年陳先生又在北京投資了一個高新醫藥產品生產企業，他希望在北京投資的那個高新醫藥公司能扭轉現在的困局。

　　在山西，像陳先生這樣的煤老板并不在少數，開煤礦為他們在短時期內積累了豐厚的資本，然后他們拿著這桶金開始紛紛投資其他行業，然而一個令人尷尬的局面是，這筆資金有一多半投在了山西省外。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結果呢？

　　陳先生無奈地說，說到底還是投資環境的問題。在幾年前投資旅游產業的時候，政府給了很多承諾和優厚條件，但是真正實施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實力遠遠不夠，旅游產業投資巨大，而政府這時候又不愿意對一個幾十年后才能看到收益的項目出手援助，銀行也不愿意支持，所以自己只能有一點資金投一點了，但是這幾年明顯有被它拖垮的跡象。而煤炭行業的成本和風險在不斷加大，利潤空間日益縮小，只能積極尋求其他出路。此時山西可投資的項目又比較少，所以最終在北京尋求到了一個合作項目，而北京的投資環境無論是軟硬都遠遠好過山西。

　　事實上，促使陳先生最終選擇在省外投資還有另外的原因。他說，這幾年開煤礦雖然很賺錢，但是煤老板表面看著風光其實每天都是在提心吊膽夾著尾巴做人。工商、稅務、公安、環保、安檢、電力、政府等等，只要跟煤礦能夠沾上邊的人都可以來管煤礦，這些人哪一個都得維護好，稍有不慎你就等著停產整頓吧。一方面是地方財政要求連年翻番，不斷下任務，一方面這些部門看到煤礦是塊唐僧肉都不斷來找麻煩，煤老板只能夾在中間當媳婦，左右平衡。

　　與此同時，社會輿論環境對煤老板的看法也比較偏激。在當地，煤老板雖然開著豪華車出入高檔酒店，請客吃飯動輒萬元，但是公眾卻從骨子里看不起他們，事實上，一些財大氣粗的煤礦主們也的確在公眾場合敗壞了整個行業的形象，以至于人們對煤老板形成了一個概念化的認識，所以在省外投資更多地可以隱藏掉自己的這種身份。

　　擁有陳先生這樣想法的人在山西的煤老板中占絕大多數。在山西左云開采煤礦的一名浙江籍余老板認為，現在煤礦老板要想真正融入到當地群眾的生活圈中，和睦共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一方面有他作為一個外地人身份的影響，另一方面當地老百姓普遍和煤礦有著對立情緒，雖然他們每年都在給村里、鄉里繳納承包費等各種費用，有時候還提供免費用煤，但是老百姓們認為需要獲得更多，所以產生這種對立情緒是不可避免的。而這時候，煤老板就只能尋求政府的幫助，但是政府在這時候也往往顯得無能為力，于是就有煤礦和老百姓發生沖突的消息不斷傳出。余老板說，明年把全部投資收回后就不準備再干了。對于他來說準備撤身山西煤炭行業的原因，一個是這個行業越來越“不好干”了，另一個則是煤老板似乎成為了為富不仁的代名詞，而徹底缺失了作為一個商人應得的地位和尊重。

　　臨汾市一位煤老板說，我們礦主其實才是這個社會真正的弱勢群體。雖然自己手里有點錢，但是卻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任何部門都可以給我們施壓，老百姓又用異樣的眼光看自己，黑心礦主草菅人命、瞞報事故的消息又不斷給我們戴上負罪的帽子。盡管在臨汾好多煤礦老板投資興建了地方學校、改善了當地村落的人居環境，但是他們往往認為這是煤老板應該做的：你挖了我們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只顧自己致富，就應該給我們補償，給我們后代留下一些什么。

　　當然，拿了地方上的資源就應該給地方上應有的回報，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尤其是煤炭這種不可再生資源，但是這并不能換來他們對我們的尊重和認同。這名臨汾的煤老板講起這些的時候頗感無奈。

　　大同市政協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說，現在全社會對煤老板普遍缺乏認同其實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現在的煤老板大多是地方上的村干部或者只是普通農民搖身一變而來，文化素質普遍較低，財富的迅速積累又讓他們失去了商場上摸爬滾打的歷練機會，所以他們的身份是很尷尬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人，只是村莊中的一個一夜暴富者，這勢必會造成和他們曾經在一個層面上的人們的嫉妒和非議；同時由于他們自身的局限，在經營和處理各項事務上缺少更多的思考，往往沖動行事，這進一步貶低了自己的聲譽；二是雖然有很多已經完成原始資本積累的煤老板在這幾年試圖轉產，但是隨著山西省資源價款的征收，他們又把資金重新投了進來，這造成了轉產困難，讓他們無法跳出“煤老板”的圈子。另外，由于傭工人員素質的偏低，煤礦安全資金投入的不足，導致中小煤礦事故較多，而國家和山西省對于安全事故一直以來處以重典，有些煤老板為了逃避重罰，采取瞞報手段，而這些事故一旦被揭穿，煤老板往往被推上公審臺，媒體曝光，社會指責，這再一次惡化了煤老板的形象。而公眾沒有嚴格也不會嚴格區分不良企業家和所有企業家的界限，往往在邏輯上從部分推斷整體。所以，煤老板們要想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這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