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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韋森

　　在中國明清時期，以及在19世紀的美國，均出現過腐敗泛濫與經濟高速增長并存的格局。但前者導致了這兩個王朝的衰落，而后者則在后來逐漸遏制了政府官員腐敗。歷史證明，根治社會腐敗的良方是民主與法治

　　改革開放近30年，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然而，政府一些公務員腐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勢頭能否持續，現已成為國內外有識之士目前所關注的三大社會問題。今年“兩會”期間，全國網友通過新華網向溫家寶總理提了幾十萬條建言，其中，反腐倡廉問題一直位居前列。這也說明社會腐敗(尤其是政府官員腐敗)已經成了人們所關注的焦點問題。

　　對腐敗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自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上就有許多研究。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學府中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曾通過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發現腐敗可能與經濟增長負相關。經濟學家們的分析理論是：政府官員腐敗會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導致社會資源浪費，扼殺企業家精神，滯礙技術創新，從而減緩經濟增長。

　　然而，社會現象遠非如一些經濟模型那樣簡單。某一社會在一定時期的經濟增長，往往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綜合現象，又往往是在內外條件下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因而，歷史和現實中的實際情況，常常與經濟學家們運用某一時期一些國家的數據所做的實證檢驗結果并不相符。譬如，在政府官員腐敗滋生、蔓延甚至非常猖獗的同時而經濟卻高速增長，在許多國家的歷史上均發生過。遠的不說，在明朝中后期和清康乾盛世晚期，就曾發生過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而社會腐敗卻孳生、蔓延和猖獗的情形。

　　明朝創建(1368年)初期，朱元璋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市場經濟發展受到很大限制。同時，朱元璋的吏治朝政，采用嚴刑酷法來懲治官員腐敗，以致史有“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之說。可是，到了嘉靖(1522～1567年)年間，皇帝慵懶，吏治日偷，腐敗孳生。之后，再到萬歷(1573～1620年)時期，皇帝基本上不理朝政，宦官專權，黨爭加劇，政府官員和整個社會日趨腐敗。然而，就在嘉靖到萬歷末年近百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市場經濟卻繁盛地發展起來。明朝中后期的中國，不僅市場交易繁榮，社會分工細密，國際貿易發達，而且科學技術也有很大進步。有經濟史學家估計，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總量，曾占當時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而，這種政府官員腐敗和市場經濟繁盛發展并存的格局，到萬歷末年已經難以為繼。從萬歷到崇禎20多年的時間里，市場衰敗，秩序混亂，政府財政收支困窘，社會矛盾激化。最后，在農民起義和滿清入關大軍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迅速滅亡了。

　　1644年，滿清入關，建立了清王朝，隨后曾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130多年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期間，中國經濟平穩增長，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中國人口從順治年間的1億多增長到3億6千多萬，而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提高了三倍以上。然而，在康乾盛世期間，尤其是在乾隆后期到嘉慶(1796～1820)年間，大臣和等朝廷官員開始腐敗起來，且上行下效，社會普遍腐敗。結果，在那段時間，中國社會內部危機不斷積累，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之后，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以及甲午戰爭，加上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從根本上動搖了晚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根基。最后，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打擊下，大清帝國在衰朽中退出了歷史舞臺。

　　與明代中后期以及康乾盛世后期的中國的情形非常相似，在19世紀，美國也曾經歷過一個經濟增長與政府官員腐敗橫生并存的時期。譬如，19世紀70年代，曾是美國經濟史上的高速增長時期，也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有學者計算，這一時期美國的腐敗指數，差不多是美國20世紀30至70年代之間腐敗水平的5倍。然而，從1815年到1975年，美國經歷了一個從腐敗事件層出不窮的高峰期，到腐敗指數減少并維持在一個低水平穩定期的過程。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進入了當今世界腐敗指數水平最低的國家行列。

　　為什么近百年來美國的反腐倡廉取得了如此成效？這里面的故事很長，也很多，但簡單說來，卻只有一句話：在20世紀中美國的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為遏制政府公務員的腐敗尋租，提供了強大且逐漸完善的制度遏制機制。

　　歷史，常常是現實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