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福布斯》撤銷慈善榜不是因為制作困難，是因為對中國慈善事業的推動作用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而這跟中國慈善的軟環境不無關系

　　★ 本刊記者/趙磊

　　在日前發布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中國富豪數量榮登亞洲榜首；而5月7日，《福布斯》中文版宣布將不再制作中國慈善榜單。這兩條消息讓人不由得產生這樣的聯想：中國的富豪們成功地改變了《福布斯》富人版圖，但仍缺乏古道熱腸——是否果真如此？

　　“調查難度不是取消的原因”

　　與三年前推出中國慈善榜時一樣，當《福布斯》中文版正式宣布這項榜單不再繼續發布時，剛經過“五一”長假沉悶期的媒體開始了狂熱的追問。

　　對于取消的原因，有報道引用《福布斯》工作人員的話說，是因為“中國的慈善事業不如國外成熟，很多富豪捐贈方式隱秘；不少企業家保持低調，增加了數據調查難度。”　

　　《福布斯》中文版市場部主任張曉華對上述說法予以了否認，“這是有的媒體將我的話斷章取義。”5月12日，她對本刊記者解釋說：“我們認為用文章的形式來介紹中國慈善業的狀況，比用一張榜單好。今年以來的這4期雜志中，我們都有文章對中國慈善事業做報道，這樣更能細致地體現中國企業家的捐贈情況。”

　　不過，《福布斯》中文版主編周鵬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并不諱言榜單制作的困難，“在中國制作排行榜都有困難。(數據收集)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也會碰到很多不理解我們工作的人。”但他強調，并非因為這些困難而取消這張榜單，因為如果是這樣，那他們首先應該取消的是《中國富豪榜》或者《中國名人榜》。

　　他解釋取消榜單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對中國慈善事業的)推動作用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榜單排名只讓讀者關注到誰捐了多少，而在他們看來，這遠沒有如何捐贈、如何管理企業的捐贈策略重要。其次，從捐贈者來看，被動捐贈者的數目遠多過主動管理自己捐贈事業的人。另外捐贈數額也偏小，在過去三年中，有的企業捐贈50多萬就能進入前100名。

　　據張曉華介紹，《福布斯》制作這樣一個榜單需要半年左右，他們的制作團隊結合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和《公益時報》方面的第三方數據，再由自己的記者與企業、企業家進行直接聯系核對，然后依照《福布斯》自身的考核標準，進行組合分析得出結果。“2004年，我們就是通過一家家的慈善協會、慈善公益基金、接受捐贈的機構組織和地方商會、工商聯去收集數據。然后，再將入圍企業的數據與企業本身一一進行比對和核實。”周鵬對本刊說。

　　與胡潤排行榜不同的是，《福布斯》中國慈善榜的評價標準參照了美國慣常使用的現金標準來衡量。本刊記者查閱《福布斯》中文版“2006中國大陸企業捐贈100榜”中顯示，該榜單調研團隊共四人，其中主要資料來源是：Forbes China Research、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企業公民工作委員會和《公益時報》。

　　事實上，由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時報》，也一直在推一個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慈善榜”。由民政部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主辦，《公益時報》社編制發布的“善行天下——2007中國慈善排行榜”剛剛在4月26日發布，包括“中國慈善家排行榜”“企業捐贈排行榜”兩份榜單。在過去三年，他們的榜單與《福布斯》以及胡潤的中國慈善榜構成了中國三大慈善榜。

　　據《公益時報》向本刊提供的資料稱，他們采集數據來源主要包括六個方面：民政系統提供的個人捐贈數據；捐贈者自己提供的捐贈數據；各公益機構提供的接受捐贈數據；上市公司年報公布的捐贈數據；各種公開媒體報道的捐贈數據；《公益時報》的公益檔案數據。

　　為了統計數據更加準確，《公益時報》還分別列出各慈善家、慈善企業的實物捐贈金額，并統計各慈善家、慈善企業的歷年捐贈額度，以對他們長期的慈善捐贈進行總體估算。

　　即使這樣，要得到精確的數據依然困難。其原因與“富豪捐贈隱秘、保持低調”，不能說是沒有關系。在去年《福布斯》榜單中排名第八位的國美電器，其主要捐贈金額在榜單上顯示為1410萬元，主要兩筆捐贈是：援建印度洋海嘯受災國孤兒院1000萬元；為黑龍江洪災遇難學生家庭捐款110萬元。而國美電器品牌管理總監何陽清向記者表示，這些數據并沒有完全包括他們當年所有的捐贈，有些小額的捐贈沒有統計入內。另外他提到，援建印度洋海嘯的捐贈，其中包括黃光裕先生以自己名義捐贈的700萬，則不應該被統計入企業捐贈中。

　　作為《福布斯》慈善榜單的重要合作方，《公益時報》總編輯劉佑平對《福》榜的取消表示遺憾，盡管早在今年3月他已經獲得這個消息。“因為《福布斯》做事比較專業，他們的榜單在三張榜單中是比較成熟的。”他說。而胡潤則對媒體表示“不會跟進”，不過他也承認，“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贈繞過慈善機構，直接捐向某些社會項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數據無法掌握。”

　　環境不成熟VS企業家不成熟

　　如《福布斯》中文版主編周鵬所言，如果僅僅限入榜單制作的技術性探討，這個話題并非這么能吸引人們的關注。輿論更重要的一層追問是：“中國的慈善環境是否成熟？”

　　“我不同意成熟不成熟這樣的提法，”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郭長江對本刊記者說。他認為，中國的公益事業正處于成長發展期，“由于我們國家社會經濟長期欠發達，直到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持續高速穩定發展，才給中國公益事業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中國的公益事業才得以初見規模并迅速成長和發展。”

　　郭長江談及1986年中國紅十字會為援助非洲旱災在中國許多城市進行的募捐活動時說，“具體的援助數字如果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應該用‘羞澀’兩字來形容。而在2004年底、2005年初，中國紅十字會在中國大陸范圍內為印度洋海嘯受災國民眾的捐款達到4.3億元人民幣。加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紅十字會和臺灣紅十字組織的捐款，中國對海嘯受災國捐助在國際紅十字會組織中名列前茅。我想，國際輿論也會承認中國的慈善公益事業正處在一個迅速成長和發展的時期。”

　　《公益時報》總編劉佑平則用“三級跳”來形容中國慈善環境在近幾年的改進，“這幾年進步非常迅速，尤其是將于2008年1月1日實行的《企業所得稅法》，將企業公益捐贈免稅額度，由原來應納稅所得額的3%，大幅度提高到年度利潤總額的12%。這個數據在國際上也是比較高的，我將其稱之為政策助推公益的‘三級跳’。”

　　雖然如此，中國慈善環境與國際上相比依然有相當的差距。三年前，周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將這種差距的原因歸納為體制的癥結：“中國的慈善基金由于體制的限制，只是起了一個橋梁的作用。其實，他們可以更主動、更有創意地募集和管理慈善基金，為企業和企業家創造良好的捐贈環境。慈善基金除了接受捐贈外，更應該主動管理好基金，讓它保值增值。國外的慈善事業能夠蓬勃發展，體制是很關鍵的。”不過他在接受采訪時也認為，中國能在改革開放30年時間將慈善事業做到現在的水平，“應該很值得欣喜了”。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慈善環境的“不成熟”，是否直接與企業家的不成熟有關？有媒體評論說：“《福布斯》取消中國慈善榜，確實是一件大好事。好在它讓中國富豪警醒，它讓中國富豪反省自己與‘蓋茨’們的差距。”

　　但郭長江認為，如果只是片面的責備我們的企業家，是有失公允的。“企業家是社會中的成員，他們需要社會輿論的引導，國家相關政策的規范等。”郭曾在全國青聯任職秘書長，接觸過很多優秀的青年企業家，“他們在事業發展同時大都愿意擔負起對社會的責任，都有回報社會的意向和追求。當然，在如何做公益做慈善、與誰合作做公益做慈善，做什么樣的、多大規模的公益慈善項目，他們不是盲目的，有自己的選擇。”

　　周鵬接觸的大多是民營企業家，“我并不認為，民營企業家就因為自己是民營的而更少從事慈善活動，相反我覺得他們大多數人比其他企業捐贈得更多。”他對本刊談道：“在過去30年中，一些地方官員有事就去找這些民營企業‘出錢出力’。在所有的地方性建設和扶貧幫困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民營企業的身影。”

　　盡管從整體上來看，企業家大都懷抱社會責任，但也并非所有的都樂善好施。本刊記者也了解到，聯合國下屬某在華機構曾為一項扶貧計劃向某企業家勸募100萬元，被拒絕。而該企業家同時卻出資3000萬元贊助了“超女”電視節目。

　　“任何企業都要講社會責任，而我們一直認為慈善捐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有20萬員工，解決好這些員工的就業問題，本身就是社會責任的體現。我們也注重行業責任，讓消費者更好地使用價廉物美的產品，也是我們社會責任的體現。” 國美電器品牌管理總監何陽清對本刊記者說。不久前，他剛陪同黃光裕向廣州一家兒童醫院捐贈了500萬元，“我們還有一系列捐贈計劃，但目前還不方便對媒體透露。因為我們堅持高調做事，但在宣傳上保持低調。”

　　建設慈善軟環境

　　曾有人問過民政部前部長、中華慈善總會第一任會長崔乃夫，中國公益事業，與歐美發達國家還有多大差距？他的回答是“中國的公益事業要達到美國的水平，至少還要50年。”

　　崔乃夫認為中國離一個真正成熟的公益時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目前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宣傳、引導和培育工作。因為這么多年過去，我們的經濟是發展了，但是90% 的國民現在還連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

　　《福布斯》中文版主編周鵬也對本刊談道，“如果說(慈善環境)需要解決的問題，我覺得應該從捐贈者的捐贈思路和意識上做起。大的天災人禍需要捐贈，一些默默無聞的事業更需要捐贈。每年捐贈幾千塊錢給一個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修一條路，并不比捐贈幾十、上百萬給抗‘非典’要差，因為這條路會改變一個山村人民的命運。”

　　而第二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相關法制建設。這也包括慈善機構和公益組織們本身的法律身份問題。《公益時報》總編劉佑平曾經撰文指出，“中國的非營利組織，在民政部正式注冊的有34萬多家。而據專家的估計，沒有民政部正式注冊，而是采取在工商部門注冊或者干脆不注冊的則有10倍于此，即全國有實際的非營利組織400萬家左右。如果一個組織按10個人算，就有4000萬人從事中國的非營利事業。如果一個組織一年的公益資產是10萬元，那全國每年的公益資產就是400個億。請問，一個4000萬人每年400個億的領域，怎么能夠不考慮其法律地位即身份問題呢？”

　　中國有《公益事業捐贈法》，今年又通過了《企業所得稅法》，但卻沒有一部《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法》，或《公益組織管理法》。有人認為，“這是政府重視捐贈方而不重視授受捐贈的中間層的一個表現。”

　　在捐贈方面，政府對捐贈方的鼓勵在剛通過的《企業所得稅法》中，落到了實處， “但這里只解決了一個方面，就是對捐贈者的鼓勵，而對另一個層面，對中間環節即廣大從事公益事業的公益組織的積極培育、鼓勵、扶植，卻遠遠不夠。”劉佑平說。“目前的法律還不完善，尚未授權或者規范非營利組織來如何管理和使用企業所捐出的這些款項。”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

　　此外，中國還面臨著慈善和公益組織的自律和品牌建設的問題。媒體披露的“慈善家余彭年捐贈的救護車成了當地官員的座駕”“公益楷模的‘中國媽媽’涉嫌經濟問題”等等，都暴露了慈善組織自身的不規范以及監管缺失等問題。

　　“目前，中國社會的公益組織有很多，但能夠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的并不多，這些組織大都只有幾十年的發展歷史，都面臨成長發展的問題。中國紅十字會雖說是“百年老店”，但也仍然面臨如何發展自身實力，擴大自身影響的問題。要想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每一個公益組織自身也要努力。”郭長江告訴記者。

　　盡管問題重重，但慈善事業并非如一張榜單，條件不成熟便可以停掉。如《公益時報》總編劉佑平對本刊記者所言：“我們不能等待一個成熟的公益時代才去做慈善排行榜，也不應該等待一個非常成熟的條件，才去做公益慈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