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國家機關都不能避免歧視，還怎么要求企事業單位？”

　　盡管全國人大早在2005年8月就已經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1958年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但此次調查依然發現，國家機關在就業歧視中起了“帶頭”作用。

　　調查顯示，65.9%的被訪者認為公務員招錄和職業中存在差別對待。在公務員招聘中，被認為受排斥的情況依次是：學歷低(45%)，外地戶口(43%)，殘疾(40.9%)和健康原因(40.7%)。

　　“國家機關都有明確的學歷要求，有學歷要求不等于有歧視。扣除這個情況我們發現，在公務員的招錄中，戶口這樣的地域歧視是最嚴重的。”蔡定劍反問，能不能勝任公務員的工作跟籍貫能有什么關系？可是在中國，這樣的歧視比比皆是。此外，公務員的招錄中也有對性別、身高、長相的區別對待，“很多法院都要求長相端正，說是體現法律尊嚴，我覺得談不上。”

　　調查中，66%的受訪者認為，國家機關的歧視主要發生在復試階段，35.8%的人認為“升遷階段”的影響更嚴重，29.4%的人覺得招錄體檢階段存在歧視，27%的人感覺“公務員招錄筆試階段”存在不公平。

　　數據顯示，招聘公務員時，42.0%的單位要求應聘者“年齡在30歲以下”，58.0%的單位要求“35歲以下”。“這說明公務員招聘時的年齡歧視非常突出。”蔡定劍說。

　　他認為還有一個現象同樣值得注意——公務員在升遷提拔中存在的歧視。“人事部門有一個提拔干部規定，標明了40歲不能提科長、45歲不能提處長、55歲不能提局長，這同樣是歧視。因為能不能勝任處長、局長(司長)甚至更高級別的領導職務，看的是工作能力，跟年齡無關。哪怕提拔之后第二年就到退休年齡，也不能因為這個理由拒絕提拔。”他說，從開始工作到退休之前，不能有任何的年齡歧視。只要有職位空缺，只要能力符合職務要求，就應該有機會被提拔。

　　“為什么中國的公務員隊伍會出現什么‘39歲現象’、‘59歲現象’等在某個年齡段特別集中的腐敗案件？跟這種年齡歧視有相當的關系。”蔡定劍說，當政府文件都在年齡歧視，就會造成社會的提前老化，讓人產生自己過了某個年齡就已經沒有了價值，社會已經不再需要的感覺。這不僅是對人的不尊重，也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相當大。

　　從求職、就職時所填的履歷表就能看出種種歧視的傾向，“國內的履歷表要求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家庭關系、社會關系等等眾多項目，而國外的履歷表往往只有兩三項，甚至連年齡那一項都沒有。”蔡定劍說，在國外，如果履歷表中出現了目前國內所要求的項目，很有可能被投訴歧視，可是中國至今還在一直沿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待求職者。

　　“如果國家機關都不能避免歧視，還怎么要求企事業單位不歧視？”蔡定劍說。

　　從調查來看，公眾認為在招聘公務員中設置的最不合理的條件，首當其沖的就是性別，占67.7%，之后依次是戶籍、身高、長相、政治面貌等等。

　　“造成國家機關‘帶頭’歧視的原因主要還是觀念陳舊。”蔡定劍說，就跟十幾年前大家都還沒有環保觀念一樣，國家機關還沒有意識到歧視的問題。此外，法律上非但沒有對反歧視作出具體的規定，反而規定了很多歧視性政策，從而導致國家機關招聘時的這一現狀。

　　“公眾普遍認為，歧視乙肝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理所應當”

　　在當前的環境下，面對就業中的種種歧視，很多人可能并沒有意識到，甚至可能覺得這是用人單位的高標準。另一方面，雇傭單位可能也沒有意識到已經無意中對雇員、求職者造成了歧視。

　　這種狀況被蔡定劍稱為集體無意識，“歧視者和被歧視者都沒有意識到。”很多學生到國外留學之后才發現，原來國內有這么多的就業歧視。

　　“中國公眾在對待健康歧視上意識最差，公眾普遍認為歧視乙肝患者、艾滋病患者等理所應當。”蔡定劍說。

　　調查中，被訪者認為在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招聘中可以提出的合理條件，排在第一位的是學歷(80.7%)、健康(59.8%)和年齡(47.9%)。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員在調查中設置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是雇主，你可能不會招收下列哪些人員？結果發現，63%的人“不愿招收艾滋病病毒攜帶者”，55.8%的人“不會招收乙肝病毒攜帶者”，52.5%的人“不會招收性病患者”。

　　與之類似，分別有52.5%、51.6%、49.3%的受訪者表示拒絕與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乙肝患者一同工作。

　　“艾滋病患者、性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攜帶者是最容易受到歧視的群體，很多普通人都對這些人抱有歧視觀念。”蔡定劍說，由于長期以來公眾對于這些疾病存在誤解，因而把對這些人群的歧視視為理所當然。“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將來有一天人們回過頭來看，會覺得今天的認識很可笑。”

　　“現在是推動反歧視立法的最好時機，這并不會阻礙經濟發展”

　　在談到產生就業歧視的原因時，調查顯示，69.4%的人認為是“勞動力供過于求的原因”，46.6%的人覺得“是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造成的”。此外，還有45.7%的人認為這是“受效率第一觀念影響”的結果。

　　“這些認識是非常表面的，有的甚至是不正確的。”蔡定劍評價說。

　　盡管有人認為，現在談反就業歧視還為時過早，中國目前的首要問題還是發展經濟，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就業歧視案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不僅身高、相貌、年齡等可以成為被歧視的理由，甚至有人因為血型、星座等匪夷所思的原因被心儀的工作拒之門外。

　　“面對就業歧視，中國目前基本上沒有辦法。”蔡定劍說，盡管國內有很多法律提出反對歧視，但并沒有具體可行的實施機制，也就不能起到反就業歧視的真正作用。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不僅有反就業歧視的明確法律條文，還有專門處理就業歧視的機構——就業平等委員會。公眾非常清楚怎么投訴、怎么訴諸法律。“中國還缺少這樣的機制，遇到歧視，當事人往往沒有辦法解決，只能認倒霉。”

　　蔡定劍認為，社會上不斷出現的關于就業歧視的案件就說明，公眾已經有了權利意識，但相關的法律滯后。“現在是推動反歧視立法的最好時機，推動反歧視立法并不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推動反歧視，最重要的是國家機關要以身作則，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平的責任。”蔡定劍說，出臺統一的反歧視法，設立一套反歧視程序和制度，建立處理歧視的專業機構，做到這三點就能夠很好地營造一個反歧視的環境。

　　“中國勞動力市場大，就業崗位少，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也遇到了就業難題，越是這樣就越要反就業歧視。”蔡定劍說，就因為蛋糕少，才要創造更加公平的、平等的環境，否則會對社會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記者 李松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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