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企業職工工資收入是一般人工資收入的好幾倍，是不是這些人的工資收入拉高了平均數？”有輿論認為，壟斷行業是工資增長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咨詢人員的解釋，平均工資這個調查項目是經過各抽樣單位的報表報上去，由城調隊通過調查獲得的，而不是如同各方猜測的那樣。

　　而可支配收入調查的樣本確定，采用的是等距離均勻分布的方法。在抽取樣本的過程中，根據人口來做一個“等距”。比如四川省人口多，采樣就多一些。而具體結果的計算，是先根據職工人數的相對比例加權，再除以總的調查樣本數。

　　上述經濟學家的猜測，在國家統計局電話咨詢獲得的數據中得到了證實。數據顯示，2006年，北京市職工部分行業年度平均工資是34191元，而云南省的統計數據僅為16140元，不及北京市的二分之一。全國2005年的平均工資是18364元，云南省的平均工資要比全國的平均工資低。

　　國家統計局有關人士在電話咨詢中表示，除了地區的因素之外，各行業之間，各種不同的階層之間，員工和管理層之間，工資水平都有差異。比如，外資和國有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相對較高，而私營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相對較低。

　　“平均工資掩蓋了這種差異，公眾不能只從平均工資來看自己的收入水平。”國家統計局咨詢人員說。

　　如何看待平均數

　　不僅僅是平均工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統計，近年來，對統計部門公布的城市平均房價等一系列和民生相關的平均數，都有公眾提出了質疑。統計數據和民眾的感受之間存在著很大差距。

　　“如果只能用一個指標來衡量工資水平，無疑只能用平均數。”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高敏雪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但她同時指出，平均數的確也會掩蓋一些差異，從統計學角度講，這是任何平均數統計都會存在的問題。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之所以統計數據和民眾感覺“不搭調”，根本原因還在于目前統計的職能，尚未從僅僅為國家決策提供參考，轉向同時為市場主體和公眾提供公共服務。計劃經濟體制下，統計承擔著為政府部門決策提供依據的任務，數據往往離民生較遠，而且顯得粗放。

　　包括胡祖六等人在內的很多知名經濟學家，經常在公開場合抱怨一些統計數據不夠精細和全面。一些外資企業高管則抱怨，缺乏統計數據導致他們難以作出準確投資決策。

　　“統計部門有義務讓老百姓了解跟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各項具體情況。統計部門應該相應作出調整，適應快速變化的需求，更貼近公眾的需求。”高敏雪教授說。

　　她表示，人們從單位以外獲得的收入，比如財產收入、銀行利息等，都未計入平均工資內。盡管對60%至70%的人來說，目前工薪收入仍然是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僅用工薪指標已經很難反映人們的收入情況了。

　　高敏雪教授認為，在如今收入差距拉大的情況下，面對公眾，統計部門要描述清楚收入情況，還應該提供更多的信息，比如把各地區、各行業的數據分別統計出來。

　　這位統計學專家建議，統計部門不能只簡單公布一個平均數，應在此基礎上多公布一些能表現出差異的概念，比如低收入段平均數、高收入段平均數。“或者把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這樣的極值公布出來，讓公眾知道這種差異。”她說。

　　高敏雪教授認為，今后在統計時，應該逐漸將指標從原來的在崗職工工資，擴展到從業人員的勞動報酬這樣一個更為寬泛的指標和概念，將不屬于正式職工的那部分人包括進來。另外，還應將勞動報酬根據不同行業的報酬性質進行分類公布，比如區別出工資和薪金，工資針對藍領，薪金針對白領，以區別反映不同收入層的情況。

　　“統計部門只要將指標制定得更貼近現實，數據統計得更準確，這項職能是可以發揮好的。”不過，高敏雪教授也指出，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整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變化太快，統計部門也需要一個過程來適應新形勢。這需要一定的時間。

　　國家統計局人口司工資社會保障處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國家統計局正著手改變固有的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我們計劃把私營個體企業和城鎮單位分開。”她告訴記者，今后有望公布兩個有關平均工資水平的統計數據，一個是以國有為主的城鎮單位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一個是私營個體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 (夏航陽 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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