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30日電 美國《僑報》發表社論說，蓋茨時代的背影日漸模糊，但其傳承與創新的清晰脈絡卻能跨越時空，澤惠一代代人。特別是對改革開放30年的千年文明之中國而言，全球化格局下，蓋茨時代的啟迪意義深遠。

　　社論摘錄如下：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27日正式退休了。退休后的蓋茨將專注慈善事業，把580億美元財產悉數捐給蓋茨基金會。中國將是他今年慈善行的第一站。蓋茨的退休被公認為“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歷史由人創造，也因此打上深深的人格烙印。回望剛剛離去的蓋茨時代的背影，哪些是蓋茨賦予歷史時代的，哪些則是歷史時代賦予蓋茨的，界限還模糊。但蓋茨時代的傳承與創新，正如蓋茨個人成功的諸多必然與偶然，卻清晰可鑒。

　　這些清晰中，包括蓋茨時代對美國商業文明的傳承。路透社27日即引述資深調研人士赫爾姆(Rob Helm)的話說，蓋茨可比美國歷史上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更好或更壞”，他不一定為每個人稱道，卻“創造了一種活動，這種活動代表了美國經濟的一大塊”。

　　正是美國商業文明的雙重性，塑造了蓋茨個人及其時代的雙重性。在形容人之個體時，佛教承認人性“十界俱全”，善惡俱備；《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亦曾說，無論人多么自私，在本性中，他會對改善別人的命運產生興趣，將別人的快樂當成自己必需，并從中感到滿足。

　　以此推而廣之，形容商業文明的美國社會也很確切，民主與霸權、貪婪與慈善、自利與關愛……雙重特性無不用其極。

　　與洛克菲勒、卡耐基、古爾德、摩根等“四大巨頭”所代表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那段商業文明史一樣，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蓋茨時代亦毀譽參半。

　　蓋茨倡導的IT時代資訊爆炸、蓋茨創辦的微軟利用富有侵略性的競爭策略、甚至咄咄逼人的壟斷行為，把很多公司排擠出局，自己卻逃避懲罰。但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崇尚競爭、乃至“壟斷主義”，建設性卻多過破壞性；如此的追逐利潤，結果卻是最終散盡家產，將一生所得奉獻慈善事業。

　　這種“二律背反”，在美國商業文明史中不斷重復出現，其中固然帶有歷史締造者的個人特征，但難道不更與商業文明的雙重主線一脈相承？

　　蓋茨時代對美國商業文明、乃至全人類文明帶來的創新，更將成為歷史標志。蓋茨錯過了大學文憑，卻絲毫沒有錯過創新，正如戴爾電腦公司創始人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所說，在推動標準化計算和新一輪生產力中，蓋茨獨特的創新能力和遠見成為關鍵因素。

　　這種創新，首先體現于產業革新。作為時代的先行者，蓋茨并非技術發明家，他準確把握時代脈搏，對原先只有技術精英才能使用的電腦技術，進行簡化設計和推廣銷售，成為大眾消費得起的普及產品。當他成為全球首富，他的公司成為“軟件巨人”，蓋茨仍一如既往倡導創新，視創新為企業和個人的生命之源。

　　創新推進美國商業文明，給全人類帶來福祉；而蓋茨身體力行的創新理念，更是其時代傳給下一代的寶貴資產。今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上，在被他看作有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講中，蓋茨提出“21世紀新資本主義”的理念，倡導“以市場力量和制度創新，服務窮人”，表達人文關懷。

　　蓋茨時代的背影日漸模糊，但其傳承與創新的清晰脈絡卻能跨越時空，澤惠一代代人。特別是對改革開放30年的千年文明之中國而言，全球化格局下，蓋茨時代的啟迪意義深遠。

　　啟迪首先在于不必急于以“慈善蓋茨”的標準苛求中國富豪。26日的最新統計顯示，中國百萬美元富豪已達41.5萬人，躍居全球第五，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但蓋茨是傳承美國商業文明和成熟市場經濟的產物，其植根于“信托責任”的財富觀有幾近完備的稅收法制為保障，“慈善蓋茨”非一蹴而就。

　　對中國而言，亦只有植根歷史文化，尋回“均富共利”等傳統倫理，并持續發展市場經濟，才能建構良性財富觀，打造自己的“慈善蓋茨”。

　　蓋茨時代的啟迪更在于中國打造“創新蓋茨”之迫切。從1990年代至今，中國亦涌現了柳傳志、張朝陽、丁磊等一批批IT業界弄潮兒。與蓋茨一樣，他們以創新，推進自己國家的產業革新和全球化進程。

　　不過，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凡事“一刀切”特殊年代的影響依存。如何打破因循和守舊，如何“不斷改革創新”，如何“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制度創新促進社會生活全方位的創新，這更是蓋茨時代帶給每一位中國人，尤其是帶給執政者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