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浙等中小企業的集聚地區，出現部分企業步履維艱、瀕臨破產等情況，有人認為這是緊縮政策所致。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可能會淘汰不少高資源消耗、低技術含量的企業，企業的并購重組、乃至不少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可能是一個必然要經歷的痛苦過程，也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個陣痛。目前，在調研中可以看到，不少遇到困難的企業還存有僥幸心理，特別是那些習慣了寬松的成長環境的企業，以為通過高利率借貸先暫時度過眼前的挑戰，困難可能很快會過去，隨著轉型過程的推進，其中的不少企業可能會逐步意識到，原來這一次面臨的問題可能并不是短期化的，而是一個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長期化的問題，于是就可能陸續出現被以不同的方式淘汰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資源通過落后企業的淘汰、并購重組等轉移到運用效率更高的行業和企業，經濟轉型得以從微觀層面實質性推進。

　　也有建議認為應當放慢人民幣升值步伐，同時提高服裝、玩具、鞋類的出口退稅率，以防止出口出現大幅回落。但是，宏觀政策的方向應當是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如果在低附加值出口回落時又給予稅收的優惠，可能又會延緩出口結構的調整；還不如把這些稅收的優惠投向那些為內需生產以及積極推動技術進步的企業，這樣更能推動經濟的轉型進程。

　　目前值得擔憂的是，如果對通脹的形勢過于樂觀，或者因為過分重視經濟增長的指標，可能會貽誤抑制通脹的良好時機，也可能過早放松貨幣政策，導致控制通脹的成本更高。實際上，即使名義的GDP增長再高，如果通貨膨脹始終居高不下，真實的GDP增長率已經明顯下滑，如果過早放松從緊貨幣政策，可能會在更大的通貨膨脹壓力下采取更為激烈的、甚至可以視為硬著陸的政策舉措，導致更大的經濟增長率損失。可以預計，對經濟高速增長的慣性和公眾的接受程度，可能決定了中國這一輪反通脹的過程會有不少的反復與爭論。國際社會應對石油危機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嚴格的控制通脹的舉措有利于穩定通脹的預期，從而可以使決策者用較小的政策調整來贏得較好的經濟增長格局。以美國為例，上世紀80年代，美國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從而創造了國家穩定的貨幣環境，也為其隨后近20年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夯實了基礎。

　　在當前關于金融形勢的討論中，不應過分夸大熱錢的規模及其影響。通過多種方法測算，中國目前外匯資產增加的主要原因仍是國際收支的基本順差，而熱錢的流入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到目前為止并不占據主導地位，熱錢的流動也難以改變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和經濟轉型的進展。要從根本上改變持續的外匯流入，還是需要回到經濟轉型的主題上來，改變原來過分依賴外需的增長方式，改變扭曲的價格體系包括匯率、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等，減少外貿順差。國際經驗表明，資本管制對資本流動、當然也包括對熱錢流動的管制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其有效性會隨著時間逐漸被侵蝕降低。對于資本來說，如果宏觀經濟運行平穩，經濟通過轉型富有活力，即使是試圖進行短期套利的國際資本也可能會成為長期資本，改革開放初期嘗試性進入中國的國際資本其中也有不少是抱著短期的探索態度的，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機會使得這些早期進入的資本絕大部分成為長期資本。同樣要指出的是，海外的資金未必一定會流出，國內的資金也未必永遠留在國內，海外資金在中國的動向值得關注，不過如果夸大其規模和影響，可能造成對金融經濟形勢的誤判。

　　同時，財政政策應當在結構調整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理論上說，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對沖更多只是為結構調整創造更為穩定的貨幣環境，但是很難替代結構調整本身，財政政策應當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這主要包括：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準備一些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作為儲備；在勞動力從被淘汰的企業轉移到新的企業時提供培訓等的幫助，在高物價條件下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補貼和救助；實施更為靈活的稅收政策，適當降低企業經營的稅收特別是受到緊縮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的稅收等等。

　　從經濟轉型的角度看，減稅不僅可以降低企業轉型中的成本，也有利于理順國民收入分配的關系，同時，減稅也是增加企業支出、擴大內需的有效手段，這最終將使國家財力得到可持續增長。

　　同時，還需要積極建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滿足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時期的金融服務需求。在企業的淘汰比例明顯增多的結構轉型時期，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融資結構顯然是難以適應的，要積極發展為企業并購重組提供相應服務的金融機構和產品；企業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也需要銀行信貸之外的基金等多種投融資形式。同時，銀行也需要提高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應對能力，增強自身的風險識別、衡量和管理的能力，避免在經過改革取得顯著成效之后重新出現新的大規模的不良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