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那這個6.7萬家這算是一個什么樣的比例呢？

　　文宗瑜：

　　6.7萬家，如果按照我們中國的小企業，按照140萬算，可能大約就是8.5%的一個比例。

　　主持人：

　　應該說還是在正常范圍之內的。

　　文宗瑜：

　　今年實際上比去年，或者再往前推一年高了一點點，但是這里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因素，2003年到2007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五年，今年從第二季度開始，整個經濟增長的速度在放慢，因此小企業倒閉的數量增長也是屬于正常的。

　　主持人：

　　但為什么在您看來是一個很正常的一種自生自滅的現象，但是在很多企業看來卻是認為他們自己已經進入到了一個發展的“冬天”，如果說中小企業有這樣的想法的話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們來看，阿里巴巴的馬云寫了一個這樣的博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叫做《冬天里的使命》，連這么大的民營企業的負責人都會有一種冬天的感覺，他說第一我們要有過冬的信心和準備。第二，我們要做冬天該做的事情。為什么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會有一種“過冬”的感覺？

　　文宗瑜：

　　因為今年不僅是小企業，大家看到小企業在倒閉，可能更多的大家是一種情緒化的東西，所謂情緒化的東西就是美國的次貸危機，整個全球經濟放慢，也拖累了中國今年出口貿易下降，以及今年我們看到的股市、房市持續性的下跌。因此整個大家看到的是各行各業這樣一個所謂不景氣的現象，因此大家在看待小企業的時候，可能覺得小企業表現的更突出。因此我認為這次小企業的倒閉，一部分企業的倒閉和整個大局勢，國家宏觀調控經濟形勢的變化有一定的相關性或者協調性。

　　主持人：

　　但是有一個外部因素是不可忽視的，也就是說從今年上半年以來，國內國際經濟的形勢并不樂觀，比如說我們國內就有所謂的“五虎下山”之說，一個是信貸緊縮，再有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加快，還有一個就是生產力成本提高，再有就是原材料價格上漲等等，這種對中小企業來說不利的因素，對于中小企業的發展來說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是致命的影響，還是短暫的、可以克服的？

　　文宗瑜：

　　我個人感覺應該是一個階段性影響，因為今年整個我們上半年經濟增長的速度放慢，這個放慢如果我們準確的表述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希望和渴望達到的一個結果。從上半年來看，GDP的增長我們下降了1.5個百分點，這是我們在2005年、2006年、2007年我們國家宏觀調控一直希望達到的一個目標，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隨著整個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放慢，包括全球經濟發展速度的放慢，小企業的這樣一個增長放慢，甚至一部分企業的倒閉，我認為是極其正常的。

　　主持人：

　　換個角度來理解，這是否也是國家在出臺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希望看到的一個后果？也就是說中小企業經過這種市場的洗牌，上半年有這么多的中小企業倒閉了？

　　文宗瑜：

　　因為我們國家歷來是宏觀調控政策，無論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一般來講不會刻意設計是針對大型企業、小型企業，我們是采取一種引導企業的統一政策。當然相比較而言，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在國家實行這樣一個宏觀調控的大政策之下，受到的影響可能是更大一點，表現的更突出一點。

　　主持人：

　　但我們知道這不是說我們國家的特例，比如說在出臺重大的經濟政策底或者說進行宏觀調控的時候，中小企業會首當其沖的受到影響，應該說這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領域里出現的慣例，因為從日本的經驗我們就可以看出來70年代到80年代這一段時間，應該說首當其沖受到傷害的就是日本的中小企業，為什么我們國家在出臺種種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是想不到還是已經預期到，或者說這就是我預期中出現的一個后果？

　　文宗瑜：

　　因為我們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時候，我們首先是從一個整體去考慮的，從整個經濟發展的整體性去考慮，因此不可能單獨為小企業設定一種特殊的保護政策，或者給它劃出一個區域。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它承受這樣一個政策壓力的能力較小，往往帶來的結果就是宏觀調控可能首先是表現為小企業的增長放慢，甚至經營困難，之后才是中等企業和大型企業。

　　主持人：

　　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市場的洗牌或者結構調整的一種方式嗎？

　　文宗瑜：

　　不能理解為洗牌，它應該說是市場經濟發展正常的規律，為什么小企業我們要求它做大，提高競爭力？大企業與小企業相比，它對國家這樣一個政策的反映能力相對把握的比較準，而且抗御這樣一個政策調控帶來的負面影響能力也較強，但是小企業不具備這個能力。

　　主持人：

　　但是我們看，剛才您說宏觀調控不可能是一刀切，但是現在我們看，比如說在前一段時間，國家領導人密集的去參觀一些企業，去到企業去調研，比如說我們看溫總理在廣東調研期間他提出，要從信貸、財稅、產業政策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您怎么看待這種提法？

　　文宗瑜：

　　應該說當小企業發展出現問題的時候，應該是表現為兩個比較突出，第一個，對就業增長影響比較突出，因為我們講中國的小企業，它一個就業的主要載體之一。第二個來講，就是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地方經濟的增長影響比較突出。因此也正是這兩個突出發現了問題，國家可能在這樣一個統一調控的情況之下，進行這樣一個適當的政策支持，當然這種支持可能是針對目前中小型企業出現的這樣一個困境，實行一個針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持政策，這種支持政策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協調。

　　主持人：

　　所以回到剛才我在一開始提出的那個問題，比如說當我們股市出現問題的時候，很多聲音強烈要求政府要出手救市，要救股市，然后接下來房市出現問題要救房市，現在中小企業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問題，溫總理剛才我舉例說的這些話是否也可以看作是政府要去救的一個表現？

　　文宗瑜：

　　企業是政府救不了的，因為市場有自身發展的規律，小企業和大企業一樣也有自身發展的規律，因此政府能夠做的僅僅是針對小企業出現的這樣一個困難或者出現的問題，我們采取一種扶植小企業發展的政策。

　　主持人：

　　那我打斷您一下，扶植和救有什么不一樣？

　　文宗瑜：

　　救在更多的情況之下，政府可能要期待市場力量去發揮作用。這個扶植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尊重市場力量的基礎上，國家通過一種靈活的政策，基本上是通過一個靈活的財政政策，給予它一種支持。

　　主持人：

　　好的，今天我們演播室關注的是中小企業在上半年有6.7萬家倒閉這個問題，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這樣的現象？我們的節目稍后繼續。

　　主持人：

　　一直以來就有一種觀點，認為影響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巨大的瓶頸，也是障礙，就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今年上半年我們所遇到的一系列經濟問題無異于是加劇了這種態勢，接下來通過一個短片了解一下情況。

　　(播放短片)

　　解說：

　　7月中旬人們突然發現，浙江頗有名氣的金烏集團老板張政建失蹤了，這讓眾多眾多聚集在金烏集團總部門口討債的人們情緒激動。張政建失蹤的原因被推測為躲避高利貸，根據當地政府公布的數據，金烏集團涉及欠款大約為17億多，其中14億為民間借貸，本金為8億，利息為6億。

　　張政建，這位昔日的青年星火帶頭人如今債臺高筑，奔赴國外，明星企業金烏集團也處于水深火熱中。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現在在馬來西亞的張政建是到國外找合作方一起開發五星級酒店。記者打通他的電話時，他只有簡短的一句回答，我是從一個農民成為企業家的，我也做過慈善，很不容易，我現在還在想辦法。

　　張政建用民間借貸支付土地出讓金，然后等土地手續辦完再向銀行融資，歸還民間借貸，然而在遭遇銀行收緊銀根時，這種拆東墻補西墻式的資金運作最后被沉重的高利貸債務逼到絕境。

　　從2007年至今，浙江民營企業老板主動失蹤的新聞并不新鮮，原因大多是因為他們欠下了上億的高額債務。2007年11月，浙江保興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創始人葉榮興突然下落不明，傳聞欠債近5億元。2007年8月，浙江義烏招牌餐飲店“一帆”餐飲老板朱世南突然失蹤，據傳當事人欠債約3億元。2008年5月，臺州飛躍集團資金鏈斷裂，創立人邱繼寶向政府提出破產申請。

　　在浙江的溫州等地區，民間借貸一直非常活躍，為了保證企業生存，面對巨大的融資借款壓力，很多企業家不得不向民間資金伸手，伴隨著浙江民間資金的逐步走俏，借貸利率不斷攀升，一些月息竟然達到9%到10%，比銀行利率高了十倍。高利貸、高風險，這種缺乏監管的地下錢莊一直處于灰色地帶。

　　今年以來，由于貨幣緊縮，溫州眾多的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貸款，因此民間借貸格外活躍，誰放貸都能賺到錢，盲目跟風者日盛，企業全行業借錢，高息借貸企業大多難以還款，很多企業逐步陷入了資金流轉的惡性循環之中，破產企業以及企業老板外逃的情況頻頻出現。

　　7月14號，浙江省政府決定在全省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并明確提出信譽好的小額貸款公司將推薦改制為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試圖開辟一條以民間資本書寫中小企業的合法渠道。對于處境艱難的浙江省中小企業來說，在目前銀根緊鎖的宏觀環境下，小額貸款公司生逢其時，然而，小額貸款公司的出現是否能杜絕地下錢莊的活動？又是否能成為身陷資金鏈問題的民企的救命稻草呢？中小企業資金短缺和資金鏈斷裂的問題如何能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