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必須重建市場監管體系

　　可取的改革之道是將相關監管機構改造為獨立監管機構。監管機構將僅僅按照專業標準獨立地監管產品的質量，對民眾的消費安全負責，而不再費心考慮經濟增長

　　乳品行業眾多企業生產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事件令人震驚。震驚之余，人們需要思考，如何從制度上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政府所能做、也必須做的是對食品、藥品、質量檢測等重要的監管體系進行改革，解決類似監管失靈的問題。

　　市場是一個擴展過程。人們最初的交易活動是在熟人社會進行的。在這里，種種自發形成的監管體制會約束生產者有效地控制產品質量，誠信經營。隨著交易范圍逐漸擴展，交易對象越出熟人社會范圍，出現陌生人的合作與交易活動。比如浙江母親用三鹿奶粉喂養自己的孩子，中國的動物飼料會出口到美國。

　　這個時候，熟人社會形成的市場監管機制顯然將無法發揮作用，陌生人社會的合作與交易活動需要一種新的監管體系，使得生產商能夠約束自己。這種監管的第一個層面是商人的自我約束，它包括企業家的倫理自我約束，與商人自治的制度規范。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需要倫理基礎，這一點，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同時，真正自治的行會、行業協會也可以提供某種程度的自我監管。近些年來國內頻繁發生食品、藥品及其他產品的安全事件，與當代中國企業家的商人倫理及生產環節所涉及之人的職業倫理之匱乏，密切相關。

　　但是，改進商人倫理之事，緩不濟急，當下立刻就可以做、而且屬于政府分內的措施，是變革政府的食品、藥品、質檢等監管體系，使之更能有效地對公眾利益承擔其應有的責任。

　　目前政府設立了幾套質量監管體系，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體系、質量監督檢驗檢疫體系、衛生防疫體系。然而，這些監管體系都有兩個共同而致命的缺陷：高度行政化，而行政化又導致其真正行使監管權的基層機構地方化。

　　身處一線發揮有效監管作用的，當是下級監管機構。但是，按照目前的制度安排，各級監管機構在行政上主要由各級政府管理，其人事、財政都由地方政府控制，政治上也主要由地方政府管理。國家監管部門與省以下相關機構只存在“業務指導”關系。在這樣的架構下，地方監管機構同地方政府的關系極難分割，很難獨立于地方政府的執政目標。

　　而近些年來，各級政府卷入到以GDP和財政收入為主要指標的政績競爭中，為在這場競爭中獲勝，政府會自然地選擇“親商”政策，在消費者的安全、公眾利益與企業的利益之間，政府幾乎本能地倒向企業，因為企業給政府帶來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

　　在這種情況下，下級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能往往難于發揮。監管機構“積極配合”地方政府，樂于為地方經濟發展“保駕護航”也就成為一種“潛意識”反應，這就意味著，對企業某些可能危害消費者安全的活動麻木不仁。少數更惡劣的甚至可能幫助這些企業向上級監管部門隱瞞信息。

　　也就是說，地方監管體系陷入嚴重失靈狀態。企業似乎不用擔心政府的監管，尤其是那些得到各級政府青睞的企業。這樣，企業會漫不經心地損害公眾利益，即便被發現，其所付出的代價也比較低，甚至謀求在監管機構與地方政府協助下蒙混過關。這必然誘導企業放縱自己，將機會主義策略永久化。

　　這樣的監管體系實在有必要進行重大變革。事實上，人們早就意識到監管失靈問題，并提出對地方監管機構實行“垂直管理”。但這也許是不夠的，垂直管理只能部分地增加監管機構相對于地方政府的獨立性，而且，很不完整。

　　可取的改革之道是將相關監管機構改造為獨立監管機構。使它們成為名副其實的Agency，打破中央、地方監管機構之間的隔閡，整個監管體系實體化，也即，把地方監管機構改造為中央監管機構的派出執行機構，從而使之不再受制于地方政府，可以無所顧忌地行使監管權。

　　經過這樣的改革，監管機構將僅僅按照專業標準獨立地監管產品的質量，對民眾的消費安全負責，而不再費心考慮經濟增長。處于這樣的政府監管體系下，企業將不得不嚴肅地對待政府監管，逐漸改變其行為模式。在此基礎上，企業自治推進商人倫理發育，最終使中國形成一套與陌生人社會相匹配的復合的市場監管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