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帶來改革的機會

　　《瞭望》：為什么現在改革國際金融制度迫切必要？

　　陳鳳英：如果不改革，危機就是不可能避免的。當前世界發展的失衡，不是在西方國家內部，而是在美歐日與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之間。美國需要全球的資本，但這個資本當前就需要從亞洲(持有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及有石油美元的國家中來。例如，去年美國在解決金融壞賬問題時，80%用的是主權基金。今年的問題出現后，各個國家相繼的救市方式，類似于國有化，但主權基金的作用還是很大。現在的失衡需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參與，才能解決一系列問題。

　　從這次危機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G7的作用來看，包括美國和歐洲都談到了改革這個問題，誠意是有的，但已經顯得力不從心了。

　　《瞭望》：如何看未來的國際金融體制改革？

　　陳鳳英：改革的一個難題是貨幣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如果不改，美聯儲幾乎相當于“世界央行”。問題在于，以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國家資產的穩定性，以及以美元結算的國際商品價格的穩定，都是由美元走勢來決定(對沖基金等的影響相比就太弱小了)。反過來，又對相關各國宏觀經濟產生極大影響。

　　但現在還很難找到一個可以替代美元的貨幣。如果說現在還不可能形成一個多元或多樣的貨幣機制的話，則最好對當前的貨幣體系有一個壓縮和監管。美元必須要負責任，要讓渡，就是必須要受到監管，否則真正的改革很難展開。

　　機構改革方面，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要兩個層面的改革，一是權利必須要多極，要向發展中國家分權，二是應該有監督權，應該對各國的金融有一個監督，而這個前提就是各國的金融要透明。總之，國際金融體系需要一個從全球考量而不是單純考慮西方、同時能對全球金融實施監管的機構。

　　主要考慮西方發展問題的世界銀行也需要改革。G7的機制則是歧視性的，已經不適應當今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應該被淘汰。

　　劉軍紅：當前的大國協調，離不開新興國家的參與，應當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關切。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盡管美歐各國和地區積極動用政府力量，干預市場，但并不意味著今后會出現“中左回歸”，甚至是“社民化復活”，更不應出現類似布雷頓森林體制那樣依靠“政府間協定”規定國際秩序。有管理的自由市場化依然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依托市場及其規則的“市場化體制”依然是時代的主流。任何倒退都與歷史大勢不符。

　　原因很簡單，市場化，解決的是供給方的效率問題；政府干預、政府主導，是在社會分配問題上發揮作用，確保社會分配公平，維護社會穩定。

　　這是兩個體系，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將二者結合，構建“經濟社會”的概念，既不是簡單的“經濟”，也不是簡單的“社會”，才能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穩定健康的“國際經濟社會”——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需要平等協商、加強合作

　　《瞭望》：美國已表示將邀請20國首腦出席下月的峰會，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應作怎樣的選擇？

　　陳鳳英：與會的是G20，這個東西方的協調和溝通范圍就廣泛多了，而且不限于行長、財長會議而是首腦會議，就非常好了。

　　我個人一直認為G20是一個很好的機制，這是東亞金融危機以后出現的一個機制，就是把G7、新興市場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歐盟等都包括進來。這個機制的人員組成和地區分配是理想的，原來的機制只有財長和行長會議，一年只有一次，會議幾乎就相當于論壇性質。

　　劉軍紅：G7共同維護國際金融秩序，強調發達國家的作用，也包括美國與歐日的矛盾，但事實上效果不佳。G20涵蓋的面更廣泛，更符合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眾多方面的利益。

　　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積極構建金融市場的同時，應積極爭取剩余資金的使用權、國際公平分配權，但不宜輕易推動，或幫助日、歐改變“美元體制”現狀，原因是改變美元體制，需要有足夠的國內應對體制，包括完善的金融市場體制、自主技術創新體制、依靠市場的風險分散體制，乃至與國際會計體制接軌的會計統計體制等，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冷靜分析破壞一個體制、構建一個不成熟的體制，與維護現有體制之間的成本與利益。

　　目前看，中國的選擇應該是“中立”，即健全現有體制，主動促進“效率化”，穩妥推動“分配公平化”。從國內需求看，還有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和增強國際金融話語權等問題。

　　陳鳳英：從發展中國家來講，還要培育好自己的金融市場，避免大量資本外流到金融創新多的發達國家。□(皇甫平麗 李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