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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存的國際金融組織皆無法承擔有效配置、監管國際資本流動的重任，這也是其影響力式微的根本原因

　　“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我們的最后選擇。”巴基斯坦駐上海總領事扎法爾·馬赫默德29日接受中國媒體《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說，巴基斯坦將先向友好國家借錢，再考慮從IMF獲得幫助，“他們(IMF)的貸款會有一些附加條件，不像我們的友好國家那么寬容……”

　　昔日人人巴望的“救火隊”，今天已不那么吃香，雖然諸多新興國家仍然排隊等候IMF的救助，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已不再將其視作唯一選擇，冰島也是在向俄羅斯求助未遂才轉向IMF。

　　作為二戰后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的兩大支柱之一，IMF的任務是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貸款，保障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另一支柱則是世界銀行，它為成員國提供長期低利率貸款和援助，以促進成員國的經濟發展。

　　而如今，二者不僅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力日益減少，在亞洲和拉美的公信力也在降低。尤其是最該“救火”的IMF，為何偏偏在此刻顯得如此無力？

　　從輝煌到落寞

　　其實，IMF對自己的困境心知肚明，但改革的聲音叫喊多年，內部治理仍不見起色。眼下，糧草緊張是IMF面臨的直接難題。

　　截至記者發稿為止，IMF已經聯手世界銀行和其他歐洲國家，分別向冰島、烏克蘭和匈牙利貸款21億、165億和250億美元，英國首相布朗28日就毫不客氣地表示，IMF當前的流動性可能不足以應對經濟危機的蔓延。目前，IMF有2000億資金可用于借貸，兩個常設借款協議也能夠吸引來500億資金，然而，西方有報道認為，IMF的決策缺乏獨立性，非得向世界銀行和歐洲求助，拖延了發放貸款的有利時機。

　　IMF前首席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西蒙·約翰遜也對英國《金融時報》指出：“如果IMF有2萬億美元，或許它就可以成為重要的全球參與者。但2000億美元可能很快就會消耗殆盡。有許多國家與烏克蘭處境相同，只要再向一、兩個真正的大國提供援助，這些錢就會花光。”現在，白俄羅斯、巴基斯坦、塞爾維亞也在等待IMF的救援。

　　另一位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肯·羅戈夫也表示，IMF有足夠的資金在規模較小、較為貧窮的國家發揮作用，但對于像巴西、土耳其或阿根廷這樣的國家，IMF就沒有足夠財力充當最后貸款人了。

　　其實，IMF也有過輝煌時光：上世紀80年代，IMF曾將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深陷債務危機的國家從崩潰邊緣拉回，在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也為泰國、韓國、俄羅斯等國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支持。

　　但自那以后，吸取教訓的新興國家開始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貸款需求也減少了許多，這讓靠貸款賺錢的IMF苦惱不已，截至去年底，IMF的貸款規模已經從1998年的320億美元降至20億美元，新總裁卡恩上任以來，赤字也超過了4億美元，為此，IMF不得不裁員400余人，這是IMF成立以來首次大規模裁員。IMF還曾計劃出售1/8的黃金儲備籌資，但最終因美國不同意而否決。

　　劣跡斑斑，信譽掃地

　　巴基斯坦不將IMF看作救命稻草的重要原因就是害怕其苛刻救援條件會“凍死”本國經濟，其實，這樣的擔憂也正是IMF廣被詬病的原因。IMF一般在向被救助國提供貸款時，都會以自己債權人的身份出發，規定許多嚴格的條款，目標只是能讓對方盡快恢復國際收支平衡，把債還清，而對被援助方國內的經濟狀況卻考慮甚少。

　　正因如此，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五大受災國中，唯一未受IMF援助的馬來西亞，反而在2000年取得了經濟增長8.5%的驕人成績，遠超其他受援國。

　　此外，IMF的預測失準也是盡人皆知的笑話，IMF在其2001年的春季報告中預測，意大利200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7%，而實際上，意大利2002年的增長率僅為0.3%。1997年，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竟然沒有對東亞各國提出任何警告，而當年9月，IMF還認為東亞金融危機接近尾聲；而此后，危機卻迅速蔓延到整個東南亞乃至韓國、俄羅斯和巴西。

　　但IMF和世界銀行至今仍遭到被援助國厭惡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其早已成為歐美，尤其是美國利益的代言人。美國在IMF的份額和發言權比例分別為17.674%和16.732%，由于IMF決定必須獲85%的通過，而美國和歐盟的發言權都在15%以上，因此兩者都享有實際否決權。GDP占全球經濟的6%的中國，份額和發言權僅有3.997%和3.807%。

　　韓國人便將IMF看作是攫取他國利益的外交工具。亞洲金融危機中，當韓國政府向IMF申請580億美元時，IMF開出的援助條件就是將破產的韓國第一國民銀行和漢城銀行出售給外國金融機構，韓國人頓時憤怒不已，不少人在街頭游行，抗議IMF“居心叵測”，連大廈電梯的開關上都印有IMF的大名，而“關”正是韓國人嚴重的晦氣詞。

　　對中國而言，IMF也是美國操縱的對華施壓利器。去年6月15日，在中國等多個新興國家的反對下，IMF仍通過了《對成員國政策雙邊監督的決定》，以替代1977年制定的舊匯率監管政策，而調整后的決定要求成員國的匯率政策“不會引發外部不穩定”，這給人民幣升值施加了很大壓力。美國財長保爾森則表示，IMF的監督“可能是雙邊外交的有力補充”。去年9月，中國與剛果(金)的一筆資源項目交易也遭到了IMF和世界銀行的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