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我以為，在當前，特別需要澄清兩個模糊概念：

　　其一，中國人的稅收負擔就是個人所得稅負擔。從與身邊親朋好友、左鄰右舍的交流中常常得到這樣的印象：不少人只知要繳個人所得稅，而不知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最終也要落在消費者個人身上。所以，一談減稅，往往只盯個人所得稅。其實，從2008年的稅收收入結構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每取得100元稅收，只有6.4元是以個人所得稅的名義收取的，而以各種隱含于商品和服務中的流轉稅形式收取的，則有60元以上。在現行的稅制結構下，顯然減稅的對象并不限于個人所得稅，甚至主要的著眼點不應在于個人所得稅。對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影響更大、更有實質意義的減稅舉措，可能是在包括以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在內的流轉稅上。

　　其二，稅收負擔越低越好。站在納稅人個人的立場看，人們什么稅都不繳、稅收負擔為零才是最好的選擇。但是，換一個角度、特別是站在整個社會的宏觀立場上看問題，又會發現，稅收負擔為零的同時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為零。這對于現代文明社會絕對是難以想象的事情。可以立刻指出的是，類似低收入者保障、教育、醫療、社會治安等基本的公共服務，都是我們根本不可缺少的。因而，我們需要做且能夠做的，是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和我們所承擔的稅收負擔水平之間尋求平衡。因而，即便要實施減稅，減稅的力度和規模也是要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的，特別是要同政府的職能格局相銜接。

　　記者：這的確是時常困擾著我們的兩個模糊概念，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您曾經提到我國個人所得稅要做“大手術”，是否就是主張對個人所得稅進行全面而徹底的改革？這種“大手術”與結構性減稅有無關系呢？

　　高培勇：是的。起碼在近幾年，現行個人所得稅一直處于“小步微調”的改革進程中。無論是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的提升，還是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的減低乃至暫免征收，甚至對部分高收入者實行的自行申報納稅辦法，都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總體看來，它們只不過是基于解決某些特殊現實問題的需要而采取的局部調整措施。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些措施的采取，并未有效拉近個人所得稅現狀與作為其改革方向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之間的距離。甚至在某些方面或某種意義上，這種距離還被拉大了。

　　實際上，早在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便確定了個人所得稅制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方向。在2006年，這個改革方向還被寫入了“十一五”規劃。時至今日，可利用的實施“十一五”稅制改革規劃的時間已不足兩年。我們不能不為此采取更積極的措施來推動這項改革。

　　減稅，固然是作為應對當前經濟形勢需要而實行的一項宏觀調控舉措，但是，對于它，是不能僅僅當作權宜之計或應急方法來看待的。這意味著，減稅必須有長遠的戰略考慮，不能也不應脫離既有的稅制改革方案軌道。以減稅為導向的個人所得稅的改革，也是如此。

　　這就是說，包括提高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在內的所有牽涉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措施，都要在著眼于做“大手術”的理念下，通過納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框架得以實現：除一部分以個人存款利息所得為代表的特殊收入項目繼續實行分類所得稅制之外，將其余的收入統統納入綜合所得稅制的覆蓋范圍。

　　將減稅的意圖與稅制改革的目標相對接，采取實質性的舉措，盡快增大綜合計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實行綜合計征的基礎。并且，以此為基礎，實施“個性化”的所得費用扣除并將其調整制度化，從而在全面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下求得中低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以及整個稅收負擔水平的減輕，可能是在當前的經濟社會形勢下，我們面對結構性減稅、個稅“起征點”調整、個稅制度改革等諸方面問題所應選擇的政策取向和現實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