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跡象顯示，中國對掌控龐大經濟資源的中央企業的管理，正從限制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水平，逐漸向控制職務性消費等更廣泛的領域拓展。

　　對此，北京一些專家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政府當前采取的諸如規范內部運作、提高運營績效、提升國際競爭力等針對中央企業的管控舉措，具有長遠的戰略考慮。專家普遍認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官方對民眾和輿論期望的回應。

　　中央企業關乎國民經濟命脈，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和關鍵支撐。然而長期以來，央企在發展壯大過程中暴露出的與市場經濟發展及社會期待不相協調的問題，引發了頗多爭議之聲。

　　今年年初有關上海國泰君安高管發放“天價薪酬”的傳聞，又一次將國企領導人收入水平問題推向風口浪尖。盡管許多企業以各自的會計核算方式不同為由進行了解釋，但仍然難以阻止各界質疑之口。

　　“在目前的國企職位體制下，企業的績效往往不是單純的能力和競爭力問題，而是由政府授權獲得。收入非通過市場行為實現是主要的矛盾所在。”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志勇說。

　　針對社會普遍反映的管理層薪酬過高，特別是金融危機背景下部分企業高管薪酬逆勢增加的現象，財政部于今年2月專門印發了《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280萬元人民幣。

　　隨后，包括中國鋁業、武鋼集團、東方航空公司、上汽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在內的國企高管層表示帶頭減薪。三一重工甚至為此發布公告稱：董事長自愿領取1元年薪，董事、監事和高管層自愿降薪30%至50%不等。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對此持肯定態度，但他指出高管高薪問題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內部薪資制度，如果僅寄望于管理層的道德自律，并不現實。

　　除高額正式薪酬外，數額同樣驚人但形式更加隱蔽的各種高管職務消費，同樣飽受輿論的詬病。由于這部分支出游離于工資體系之外缺乏有效監管，因而具有極大的隨意性和不透明性，為此有關部門已將其作為下一步開展工作的著力點。

　　事實上，國資委早已就央企領導人職務消費開展定期摸查。近日更有消息說，相關部委還可能組建專門機構對此問題進行調研。

　　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安體富用“黑洞”一詞形容包括交通、通訊、住房、各種俱樂部會員資格等與職務消費。他認為，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對此進行摸查十分必要，據此可以對相關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進和規范。

　　針對職務消費問題突出的金融領域，財政部在今年早些時候下發的《關于金融類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即明確指出，各國有及國有控股金融企業要切實規范高級管理人員的職務消費，加強對經營管理費用的控制和審查，逐步縮小直至取消職務消費。

　　“國有企業享受國家的眾多政策就應當有義務接受公眾監督，以便讓企業利潤更多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安體富說：“有效控制中央企業的薪酬水平，遏制公款消費之風，對于提高企業形象，惠及社會公眾都有積極意義。”

　　除了加強對人為因素的監管，中國還對包括央企在內的眾多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的企業重組和體制改革，以增強這些日益國際化的企業在全球市場競爭的實力，帶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已有100多家(次)中央企業進行了50余次重組，企業數量由國資委成立之初的196家減少至目前的141家。按照計劃，在今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中央企業還要減少40至60家。

　　據了解，國資委還在醞釀成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以推動一些規模較小的中央企業進行整合重組。這家資產管理公司將負責運作一些資產規模小、經營狀況不佳的中央企業，具體名單及相關細節仍在討論之中。

　　早在2008年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就曾表示，作為國資委管理央企上市公司的一個載體，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加大中央企業重組力度，打造世界級企業是與全球經濟的大環境相輔相成的。對央企等國有資產的重組有利于發揮規模效應，提高資產質量。”楊志勇說。

　　事實上，在全球金融危機的不利環境下，中央企業生產經營總體上仍保持了穩定。2008年，央企實現利潤6652.9億元，剔除電力、石油、石化政策性虧損2660多億元，和2007年基本持平。當年，有19家中央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針對2009年的中央企業工作，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其核心為“調整優化上水平”。他表示，政府將對中央企業從發展戰略到管理構架、管理流程、資源配置等進行調整優化。(記者 劉敏 郭鑫 張崇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