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2020年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

　　到2020年，中國將擁有與我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當的國際金融中心、也將擁有具備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國家把“兩個中心”的歷史性戰略任務交給了上海。

　　3月25日，國務院通過《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再次確認了上海在國家中長期發展中的重要使命。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盡快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新飛躍”至今已歷時17年。在此之后，上海一直把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1995年被國務院加入)作為上海的歷史使命。

　　那么，上海如何摘得“兩個中心”，被中央再次賦予歷史重任？

　　《意見》出臺背景：

　　發展轉型 上海向中央要政策

　　在記者長達一年的采訪中，多位《意見》參與者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在該《意見》的標題中，“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是真正的目的，而“兩個中心”建設只是實現轉型的方式。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看法？《意見》(送審稿)前期調研和起草人之一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提到了2007年末的上海市委務虛會。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開，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赴京履新，為了填補上海市委書記的空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的俞正聲被調往上海擔任“一把手”。“新官上任”的俞正聲書記很快就著手針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進行調研了解。而調研的結果似乎并不令人樂觀。

　　周振華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回憶說：“2007年底在上海市委召開的務虛會上，上海市領導就經濟指標在8個方面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出警告。之前上海市主要負責人也已經意識到需要轉型。”

　　今年1月16日，俞正聲書記在與上海政協委員座談時談起自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一年多來的一些想法：“自從我來上海之后，到2008年9月之前，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思考的著力點一直放在怎么通過體制創新實現經濟轉型、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上面。”

　　實現“經濟轉型”已成為上海發展所面臨的必然抉擇，而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逐步成為上海市主要領導的共識，并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上海經濟處于轉型，制造業要不要搞？制造業要搞，但要向先進制造業發展的方向搞，上海需要提高水平，提高質量，提高檔次的制造業，但即使發展先進制造業也解決不了大規模的就業和稅收的問題，因此上海經濟結構必須向‘現代服務業’轉型。”今年1月16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向上海政協委員們坦言。

　　俞正聲書記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中央領導對于上海的發展很關心，對上海在轉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也很理解。曾參與上海經濟轉型調研的周振華透露：“吳邦國委員長曾對上海主要負責人同志說，上海首先遇到了全國其他地方沒有遇到的問題，上海應該勇于‘沖一下’。”

　　所謂上海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指上海經濟整體發展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在國內很多城市的經濟結構布局還是“二三一”的時候，上海的經濟結構已經實現了“三二一”(指三大產業的發展順序)，而這樣的經濟轉型是未來中國很多城市都需要經歷的，上海首先遇到了“其他地方沒有遇到的問題”。

　　而所謂的“沖一下”是指，上海應該在推進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等方面有所突破。

　　不過，轉型往往存在“知易行難”的問題。近年來，上海的傳統服務業發展模式遭遇了發展瓶頸，即上海市第三產業產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多年在50%徘徊，而縱觀全球發達城市的服務業GDP占比都達到了70%以上。

　　周振華認為，上海經濟要轉型需要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出臺適應服務業發展的政策。于是，上海決定向中央“要政策”。

　　在周振華看來，上海之所以會向中央“要政策”，關鍵在于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并不利于上海在服務業上的轉型。目前我國的稅收結構是以工業化發展階段而設計的，并不利于像上海這種服務業為主導的后工業階段城市的發展。而稅收問題不是上海能夠說了算的，決策權在中央。

　　《意見》出臺歷程：

　　一波三折 中央領導多次過問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7年末，上海市委市政府針對上海轉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展開了調研，并逐步認識到必須通過推動“兩個中心”才能在原有“框定”的制度上尋找向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轉型“突破口”。

　　上海市主要領導開始思考要發展“兩個中心”還缺什么政策，需要向中央要什么政策，這是自1990年上海浦東開發以來的為數不多的一次。

　　去年3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向有關部門布置了17個重點課題，其中就包括了“兩個中心”的課題，目的是為了尋找要建設“兩個中心”還存在什么方面的障礙。

　　針對上海建設“兩個中心”問題，由上海市發改委、上海市財政局、上海市金融辦、上海市港口局等政府部門分別針對所涉及問題展開調研，并把調研情況和政策突破想法落實成了上海市起草的“8條建議稿”。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去年夏天，上海的“8條建議稿”《意見》(送審稿)通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調研后交給國家發改委起草《意見》(代擬稿)。除國家發改委外，還有11個部門參與了對《意見》的研究決策。

　　事實上，由于“兩個中心”是由不同部門分頭起草的，金融、航運兩部分遇到的問題并不一樣。記者了解到，與航運中心部分相比，在金融中心部分的調研和文件起草，上海與中央部門的探討磋商相對順利。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去年下半年，上海涉及金融方面的“要求”陸續獲得中央各部門的原則同意，據說這其中屠光紹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2007年底，原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屠光紹調任上海擔任副市長，分管金融，協管財政、稅收。在當時，屠光紹調任上海被視為溝通中央與上海在推動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問題上的不二人選。1989年之后，屠光紹曾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工作，1997年至2000年，他曾擔任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這些經歷使他成為既熟悉中央金融各部委工作又了解上海情況的官員。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屠光紹的工作經歷和工作經驗使他和中央多個相關部委的工作溝通和交流更為順暢，因而《意見》中金融部分基本上不存在太大溝通障礙。而《意見》直到今年3月才出臺主要“卡”在了航運部分。而在這部分，上海與中央一些部門之間的“來回磋商”可謂破費周折。

　　2008年2月至3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調研組來到上海，就建設國際航運中心進展及洋山港規劃建設等問題開展調研。

　　調研期間，調研組成員充分聽取了上海市各有關部門意見和建議，調研組成員曾提出，洋山港各方面有條件成為一個國家級的航運綜合試驗區。

　　不過，由于在洋山港建設“國家級的航運綜合試驗區”這一設想牽涉稅收、通關等問題，并涉及財政部、國稅總局、交通部、海關總署等多個部門，此次調研并未最終為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定調。

　　2008年7年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上海考察。在上海期間，溫家寶在聽取上海市委、市政府《關于調整經濟結構、率先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的工作匯報》時指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國家的戰略任務，國家要加強協調和指導，出臺政策性文件(《意見》)。

　　在上海考察期間，溫家寶還實地視察洋山港并明確指出，“上海要緊緊圍繞建成東北亞國際樞紐港的目標，大力發展現代航運服務體系，著力打造航運服務資源集聚中心，加快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

　　2008年12月初，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也來到上海考察，期間過問了《意見》的情況。之后，發改委《意見》(代擬稿)也最終成文。

　　2009年1月16日，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和上海政協委員座談時公開表示：“在‘兩個中心’一些政策突破上，中央有些部門覺得是不是‘突破’的太多了，覺得有些擔心。克強同志來上海時，他主動和我聊起來了《意見》的情況，克強同志當時就把上海起草原件調閱過來，看了之后認為‘力度很大、要求合理’，要求國務院有關部門基本上照此去起草《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