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央企利潤大幅增長，但部分學者認為其可持續性令人擔憂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關于央企利潤增長的言論，在經濟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目前中國經濟面臨下滑危險的情況下，三月份央企利潤的大幅增長，讓我們看到了經濟刺激方案在目前取得了明顯收效，而另一些學者則擔心，這種增長還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家政策優惠和投資拉動，可持續性令人擔憂。

　　大批民營企業處境艱難的時候，國有企業卻一枝獨秀，對這樣的差距，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竹立家這樣告訴記者。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竹立家：“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壟斷，可以說大型國有企業全是壟斷性企業。”

　　竹立家告訴記者，中國石油的國內原油產量占全國的57%，天然氣國內年產量占全國的80%，煉化產品占據了全國4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中國移動控制著4.57億戶的移動通訊。也正是這兩家壟斷著十幾億百姓生活必須品的國有企業，在一年之內賺取了2200億元以上的利潤，成為全球最賺錢的企業。

　　竹立家：“但問題是現在你就是說大中型國有企業，有些大中型國有企業它沒有起到這種(保障)作用，它反而通過壟斷價格為部門、為個人等等謀取一些利益，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竹立家告訴記者，靠著國家政策的傾斜，一些國有企業在成功取得高額利潤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影響了部分產業的發展。

　　記者：“如果說通訊的費用降低下來以后，那么老百姓是不是說有更多的能力去進行其他方面的其他產品的消費。”

　　竹立家：“那肯定的，錢在手上自然花的多了，這是肯定的，就是老百姓可以充分重新分配自己的消費金額，買衣服啊，買食品啊。”

　　此外，一些國有企業的壟斷行為，還消弱了中國在這些產業上的核心競爭力，昨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廣東調研時試用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手機，竹立家告訴記者，如果以前就放開通訊市場的準入，鼓勵競爭，3G手機可能會更早進入百姓的生活。

　　記者：“很多家通訊企業的競爭的情況下，那么這個3G您認為我們會提前使用還是會延后？”

　　竹立家：“早都用了，其實我們絕對不會落后于一些國家，我們13億人，我們的大學，我們的科研機構要比他們大很多，而且我們這個就是市場前景非常寬廣，因此人家都能搞出來我們為什么搞不出來，而且搞出來的質量也不高，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沒有競爭，沒有推動力，我一口價，反正是好了壞了你都得用，因為就是只有這么一家，你愛用不外。”

　　采訪中，竹立家還告訴記者，政府向一些國有企業提供太多的政策傾斜，也不利于緩解就業壓力。以通訊領域為例，如果充分放開，大批服務商供應商的差異化競爭不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同時在產業上游也會刺激更多的研發企業研發更多的產品，這也會產生大量的就業崗位，此外，競爭造成產品價格下降，消費者可以在其它領域增加消費，這也會拉動其它產業的就業。

　　竹立家：“打破壟斷肯定是有利于市場發展，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就業，有利于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這是肯定的。”

　　目前，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將拉動消費、促進就業，然而現實卻是，在通訊服務領域，雖然經過幾輪改革，民營企業仍然無法進入，掌控這一領域的仍是國有企業，通訊產品的價格百姓仍然不滿意。

　　竹立家：“你到日本和韓國，他們的通訊就是完全放開的，單向收費早就實現了，話費都很便宜，出過國的人都很清楚，為什么政府不愿意改變這個局面，這是說實話這就是一個屁股決定腦袋問題，也就是換句話說，立場問題，如果我們站在消費者，站在公眾立場，我們肯定要求他服務越好價格又便宜，服務好價格便宜這是我們歡迎的，站在另一個方面就是說，企業或者甚至是一些政府就來講，就是這個利潤越高這個就是越好，但是這種利潤是一種壟斷利潤，壟斷利潤的形成是恰恰傷害了公眾的利益，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這是一個矛盾。”

　　竹立家告訴記者，之所以一些壟斷企業的地位難以改變，是因為一些國有企業已經演變為特殊的利益群體，他們和公眾之間不斷的展開利益博弈。

　　竹立家：“什么樣的利益博弈，首先是大型企業他的話語權，要比分散的老百姓的話語權要大的多，他們所提出的理由，他們所提出的觀點，往往更容易在社會上表達出來，往往更容易讓政府聽到，會讓決策者聽到，而老百姓的利益他是分散的，他們的聲音比較小，他們的就是話語權就是比較小，因此他們的聲音往往就是很難傳到上面去。”

　　竹立家告訴記者，法國國有企業稅后利潤的50%要上繳國家，瑞典、丹麥、韓國等國的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也達到了1/3甚至2/3。但在國內，2008年，國有企業的盈利在1萬億左右，上交5%到10%的紅利后，將近9000億的利潤被國有企業的特定人群所享用，而理由就是支付改革成本等等名義。

　　竹立家：“這個利潤從道理上講是全國人民共享的，因此你怎么支付改革成本的9000億是怎么用的，你應該給社會上一個交代，給群眾一個交代，但事實上沒有，沒有也就無法監督，結果變成什么了，這個壟斷企業變成了這個企業里的管理層和職工的一個企業。”

　　此外，竹立家還認為，經濟危機后，壟斷企業高管的巨額薪資收入，往往成為百姓質疑的話題，而質疑的焦點的就是壟斷國企的成本控制和財富分配。

　　記者：“他這個高管層的薪資來看，他們對成本的控制嚴謹嗎？”

　　竹立家：“很不嚴謹，就說是這個從他們的工資的角度來看，很不嚴謹，因為不嚴謹，所以引起社會很大反響，引起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公眾的很大反彈，原因就在這，因為你那個工資是怎么出來的，為什么你是怎么成本核算出來，您能拿這么多工資，從工資來核算其他的成本，其他的成本也可能有很大的漏洞。”

　　采訪中，竹立家也強調，改革開放30年來，不少國有企業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貢獻不應該被人忘記。但是，這并不代表另外一些國企的做法就是合理的，因此，他也建議，政府應該重新審視各個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對于那些阻礙經濟發展、而又處于壟斷地位的國企，分拆和出售給民營企業，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竹立家：“任何一個政府，不論你國有企業這個在經濟增長中間占的比例大也好，還是小也好，但是你有一個目標，就是要按照政府的意圖盡量地為老百姓提供廉價的合適的普遍的這種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你達不到這個廉價的目的，那么國有企業的意義就不大。”

　　作為中國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央企業在保持經濟增長中的強大動力固然無法忽視，但另一方面，不少經濟學家也認為，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創造了大多數就業崗位，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中國經濟在抓大的同時，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命運也應該給予同等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