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賭資高達萬億元導致病態彩民 有人提出適當放開博彩業卻遭網友“拍磚”

　　如果我國一年的彩票銷售額是一千億元，那么一年的非法賭資又是多少呢？答案是———約1萬億元。

　　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王薛紅博士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業界普遍認為，我國目前合法彩票收入與非法賭資之比為1：10。2007年，我國彩票銷售額為1010億元，據此推算，我國當年非法賭資高達1萬億元左右。這其中，又有幾千億元的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國外。

　　就在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執行副會長林嘉馬來稱，國家可以出臺一些政策，適當放開博彩業，將博彩業的收入用來支持弱勢人群、解決三農問題等。

　　上述提議，被不少網友認為“雷人”，并引來“拍磚”無數。有網友質疑，“真的可以把賺來的錢用在扶貧上嗎？”

　　業內人士認為，種種爭議表明，博彩業本身已經走到了一個進退彷徨的拐點，所謂“進亦憂，退亦憂”。

　　暗流洶涌

　　形形色色的地下賭博已經遍地開花了；境外高層遙控指揮、樹形結構管理模式、層層代理抽取利潤，是他們的經營之道

　　近期，各地頻頻曝光的網絡賭球事件，或可作為規模龐大的地下賭博暗流洶涌的某種注腳。

　　王建平是上海市楊浦區人民檢察院的一名檢察官，該檢察院曾受理提請批準逮捕多起網絡賭球案件，他在電話里給記者詳細解釋了網絡賭球的管理結構：

　　通常，網絡賭球采取的是多級管理的方式，呈樹形結構。

　　賭博公司經營著賭球網站，是樹形結構的最高層。賭博公司設置在境外一些賭博合法化的國家，遙控我國的賭博業務。

　　大股東是賭球網站的最高層管理者，位居樹形結構的第二層。從大股東開始，從管理者到參與賭博投注的會員都有各自的賬號，上級管理人員通過其賬號登錄到賭球網站，可以查詢到其所發展的下級賬號內的情況。大股東在網站中使用大股東級賬號，一般居住在一些法律上允許賭博的國家。

　　股東是賭球網站的高層管理者，位于樹形結構的第三層，在網站中使用股東級賬號。股東的人數很少且身份隱蔽，目前少有被抓獲者。他們通過發展總代理開展賭博業務，并同總代理結賬牟取利益。此外，他們也通過部分關系密切的總代理，發展其他總代理擴大網絡賭球的規模。

　　總代理是賭球網站的中層管理者，位居第四層。他們人數不多，控制著賭球網站的總代理級賬號。他們從總代理級賬號中分設出代理商級賬號，由代理商招攬賭徒投注。

　　代理商是賭球網站的基層管理者，是樹形結構的第五層。他們人數較多，是賭球網站業務的基層推廣者。他們從代理商級賬號中分設出會員賬號，分給他們發展的賭徒，由賭徒通過會員賬號投注，并與其結賬。

　　在網絡賭球中，只有會員賬號才能直接投注參與賭球。而這些會員在樹形結構中處于最底層。

　　2008年，王薛紅及其研究團隊曾經調查了31家網絡賭博網站，這些網站在國內都屬于非法網站。她告訴記者，賭球網站一般采取層層代理抽取利潤的方式運營，這是其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形態，而“基層代理不僅肩負著發展客戶的職責，更重要的是還要負責追討賭債，于是，賭球網站的代理不可避免地與地下組織結合在了一起”。

　　王薛紅告訴記者，賭球網站因其產品豐富、玩法刺激，的確吸引了不少人。但網絡賭球只是地下私彩的一種形式，地下私彩還有“萬字票”、“六合彩”等多種形式，而且往往在經濟不發達地區蔓延，嚴重毒害當地群眾，“像水蛭一樣抽干了地區經濟”。

　　此外，各種地下賭場也暗藏著驚人的利潤。王薛紅說，2007年她在某省的一個地下賭場調查發現，那里一天的流水額是5億元人民幣，一年的流水額近1800億元。

　　“我只能很遺憾地說，形形色色的地下賭博已經遍地開花了。”王薛紅說。

　　病態彩民

　　在南方某私彩泛濫的城市，每到私彩開碼日，就會出現農民無心種田、教師無心上課、職員無心上班的現象

　　采訪中，相關研究者告訴記者，網絡賭球及地下私彩不僅對地方經濟帶來不良影響，還會導致一些人的心理變態。

　　記者就此采訪了專門為彩民提供心理服務的北京資深心理咨詢師韓玫。韓玫給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張章(化名)本是投資行業的高級白領，收入不菲。在2006年日韓世界杯期間，開始在網絡上賭球。經過仔細地分析再加上不錯的運氣，整個世界杯期間，張章的收益高達十幾萬美元。

　　這一意外之財令張章欣喜若狂，此后他一發不可收拾，放棄了本職工作開始專職賭球。但遺憾的是，好運氣不再伴隨他，不久前，當他找到韓玫咨詢時，已經反過來欠下了幾十萬美元的債。

　　“他(張章)思維遲鈍，說一句話要沉思很長時間，但是只要一談起賭球，馬上就變得神采奕奕、口若懸河，甚至還試圖說服我也去賭球。他告訴我，他經常會出現幻聽癥狀，或是在某個時刻會突然感覺自己將要中獎而變得無比亢奮。”韓玫向記者描述了張章的狀態。

　　韓玫還接待過一個癥狀更為嚴重的彩民。這個人每個月都要購買地下六合彩，總共已經虧了五六十萬元。“他內心其實也很痛苦，因為負債累累已經影響到家人的正常生活了，但他又總想通過購買地下六合彩重新翻身。于是他不停地買，又不停地自責，實在痛苦的時候，他就拼命揪自己的頭發，一把把地給揪下來。”

　　“總的來看，病態彩民在不發病或是不談論和彩票有關的事的時候，都比較木訥和遲鈍，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旦談起彩票，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十分亢奮、焦慮甚至有暴力傾向。這是一種類似于毒癮的成癮癥狀。”韓玫說。

　　王薛紅說，國外研究表明，全部賭客中有3%到6%的人有病態賭博的傾向，1%到2%的人有病態賭博問題，需要加以治療和救助。類似的情況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而在購買私彩進行地下賭博的人群中，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王薛紅給記者提供了一個實例。在南方某私彩泛濫的城市，高峰時竟然出現農民無心種田、教師無心上課、職員無心上班的現象。每到私彩開碼日，街頭巷尾，人們都在談論買碼的事情。該城市康復醫院的資料表明，在半年多的時間里，該院住院部接連收治的因買碼而導致精神分裂的病人超過15例。

　　疏還是堵

　　適度放開博彩業的呼聲漸起，而坊間又把這一提議視為洪水猛獸。要想走出兩難困境，就必須通過立法改變

　　鑒于地下賭博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幾年前，有關部門曾聯合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打擊地下賭博的行動。

　　但行動進行了一段時間后，相關人員不無苦惱地告訴王薛紅：“(地下賭博)似乎越打越多了。”

　　“賭是人們的一種天性，如果只‘堵’不‘疏’的話，效果難免不盡如人意。”王薛紅對記者說，“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博彩業可以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至3%，而我國目前的合法博彩卻只有0.03%，其他的博彩資金都流向何處了？毋庸置疑，私彩、非法賭博和境外賭博是這些資金的主要出處。”

　　正是基于上述情況，適度放開博彩業的呼聲漸起，而反過來，由于彩票業存在的種種問題，又使得坊間把放開博彩業的提議視為洪水猛獸。

　　“要想真正下決心讓這個行業向前走，就必須拿出同樣的決心理順現有機制。”王薛紅說。

　　首先需要變更的是發行機制。“當前由事業單位發行彩票的機制，使得彩票的發行和銷售完全脫離了市場，也阻止了更為專業的企業進入彩票發行領域，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正規彩票在與地下彩票的對抗中處于下風。”

　　其次需要改革的是監管機制。“目前的情況是，當彩票發行機構出現違反彩票政策的行為時，往往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制止。理想的做法是應該設立一個超脫于各部門的監管機構，在此基礎上進行發行機構的企業化轉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實現公益金分配的透明合理。有一個調查讓王薛紅非常沮喪，“90%的受調查者竟然都不知道公益金為何物”。

　　權威數據顯示，中國彩票業已經走過了20年，發行的彩票總金額高達5000億元，按照35%的公益金提取比例，公益金總額接近2000億元。

　　“這是一筆預算外資金。如何使用這筆錢，既沒有詳細的說明也缺乏必要的監管。”王薛紅認為，“公益金還是應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由于博彩業的“雙刃劍”性質，王薛紅提出了漸進式開放的具體步驟：第一步是試點階段。“時間可定為三年。主要是為了從管理、制度規范，到問題賭博的救助與防范進行試點研究。”第二步是逐步開放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要進行非常規范化的監管與控制。”

　　此外，與開放博彩業必須齊頭并進的一項工作，是政府大力發展責任博彩。王薛紅說：“病態彩民的出現是博彩業發展所不可避免的，如果政府不能為病態彩民負責，那么人們理所當然要反對這個行業的發展。更何況，彩民是這個行業的衣食父母。收取了那么多的公益金之后，為什么不能為那些病態彩民做一些事情呢？”

　　至今，一直備受關注的《彩票管理條例》仍未能出臺，而這對于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博彩業來說又是至關重要的。王薛紅說，“博彩業要想通過適度開放獲得良性健康的發展，就必須通過立法對現行制度進行合理的改革”，而“相關法律制度的建構不是由一部法律或法規就可以完成的，規范博彩業的立法在整體上應該是由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文件構成的”。(記者 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