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的一份代人購置保管箱的合同，將深圳發展銀行卷入一場合同糾紛。

　　近日，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下達，深圳發展銀行上海市松江支行承擔合同價款、違約金及相應利息等共計905余萬元。而深發展則認為，該行原任松江支行行長的朱女士有越權簽約的瀆職行為，將其告上法庭，要求朱女士為900余萬元的合同損失“買單”。日前，浦東新區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

　　將離職行長告上法庭

　　2005年4月15日，寧波鷹達箱柜實業有限公司將深發展告上法庭，原因是該行尚未支付購買保管箱的貨款。而深發展則宣稱，他們對此并不知情。

　　2002年11月，深發展松江支行與寧波鷹達箱柜實業有限公司簽訂了一份保管箱訂貨合同，按照銀行規定，支行無權對外簽訂該合同，也不能自主決定購置保管箱。寧波公司因遲遲拿不到貨款，于是發出了一份催討函。時任松江支行行長的朱女士接到函件后，在回執聯上寫道：“函已收到，保管箱業務還在報批”。

　　深發展代理人據此認為，按照銀行規定，支行無權對外簽訂該合同，也不能自主決定購置保管箱，而朱女士的簽名非但沒有否認這筆債務，對于對方提及的“保管箱安裝調試后交付使用”等情況也沒有經過確認就簽字了。因此，朱女士對此合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據了解，寧波鷹達公司將保管箱放置在松江支行營業部倉庫，由于保管箱未進行驗收，松江支行開辦的保管箱業務未獲上級、公安部門和其他監管部門的批準，導致無法使用。該公司于是向寧波法院提起訴訟，最終，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松江支行承擔合同價款、違約金及相應利息等共計905余萬元。

　　在深發展看來，作為支行一把手的朱女士此舉直接導致了敗訴，侵犯了銀行的財產權益。于是向已經離職的朱女士提起訴訟。

　　租賃還是投資：爭論的焦點

　　關于朱女士簽訂的合同性質究竟屬于“經營性租賃還是投資管理”以及“在審批程序上是否越權”的問題，在案件審理期間引起激烈爭論。

　　深發展認為，朱女士的行為屬于投資管理，而按照銀行內部規定，支行在購置固定資產時需要向分行上報，經審核后由深圳的總行進行審批。因此在銀行的投資管理上，支行僅僅負責核算，即便分行也無權進行審批。

　　針對這一指責，朱女士的律師拿出了一份某房地產公司的委托書復印件，該律師稱，因保管箱屬于銀行專用設備，房地產公司無權以個人名義購買，因此委托朱女士所屬的松江支行代為招標，此事事先已得到總行方面的相關審批。

　　按照朱女士的說法，松江支行此前曾向分行提出保管箱項目申請，并得到當時分管行長的同意。后來，原行長調任，新行長要求對此事重新審批。而根據2002年12月的原審批程序，因為不是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因此簽訂合同并不需要總行的批準。故而，朱女士認為，深發展分行前后兩任行長的更替是眼下“保管箱業務”無法開展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從2002年開始，各大銀行的保管箱業務都處于虧損狀態。原告代理人指出，根據這一情況，深發展總行方面自始至終未同意這一租賃方案，而支行也沒有自主主張的權利。

　　由于深發展銀行不同意調解，案件審理仍在繼續。

　　(稿件來源：國際金融報，作者：李揚 陳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