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您是怎么看待歐盟和美國對中國商品設限這個問題的？

　　雷：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對于中國產品設限，是對事不對人。去年我們與中國有貿易戰，今年我們與越南也有關于鞋子的貿易戰。其實這些貿易摩擦，媒體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總是在報紙、電視上渲染中國產品價格低廉，對于歐洲產品造成很大的沖擊，最終會導致大量的工人失業。那些接受錯誤信息的商人就開始游說政府，對來自中國或是其它國家的低價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歐洲有一些對于GDP貢獻并不大的產業，他們卻與政治密切相關，比如法國的農業，他們就會經常游說政府。

　　但埃維昂并不是這樣，我們努力告訴人們這種貿易的好處。第一，廉價商品的受益者是那些低收入者，他們對于價格還是非常關心的。第二，雖然廉價商品沖擊制造業，但是會帶動運輸業、零售業和國際貿易這些行業，我們的工人可以轉換角色，找到新的工作。第三，中國雖然出口給我們很多的廉價紡織品，但同時也在進口我們很多的高科技產品以及機器等等。有人說，中國進口一架空客飛機相當于出口3億5千萬件汗衫。這說明歐洲在貿易當中也是有很多利益可尋的。

　　其實早在1995年初的時候，歐洲多個國家就決定在2005年的時候廢除MFA(多邊纖維協議)。為此，西、北歐的國家都開始著手準備，比如英國、挪威、荷蘭等等，他們國家的紡織業受到的沖擊比較小。但是一些南歐國家并不對本國企業進行改革，那些國家的企業也沒有預見到情況的嚴重性。最終當困難來臨的時候，就只能游說政府出面使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

　　這些年技術和經濟的發展都非常快，但是一些相關組織和認識上的發展卻遠遠不夠，兩者之間就形成了“治理差距”。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改善，必然會帶來很大的麻煩。

　　記：那么中國應該怎樣應對這個問題呢？

　　雷：其實中國并不是歷史上第一個受到嚴重的貿易抵制的國家。要知道每個時期，那些國際貿易的新加入者都會受到老成員國的抵制，尤其是當這個新進入的國家干得很好的時候。比如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受到來自英國的抵制，上世紀六十年代整個歐洲都在對抗美國，二十年后又輪到了日本。但是這三個國家尋求的出路都是不同的。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只能談一些自己的想法。首先，中國必須更好地進行溝通，建立一種有效的對話機制，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和溝通方式。以此盡量避免我剛才提到的因為媒體的誤導而造成對中國產品不必要的誤解。

　　第二，中國必須要創新。現在中國的產業界最缺乏的就是創新和高附加值的產品，所以我認為IT產業和創意產業將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不過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還是安于做代工，出口廉價紡織品，是因為沒有感覺到足夠的壓力。

　　這次到中國來，我和一些中國經濟學家交流了意見。他們似乎對歐美設限中國產品挺高興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將逼迫中國產業進行革新，通過產業升級來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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