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重組需要“逼退機制”

　　國企改革過程中，有經驗，也有教訓，如地方政府主導的一些大企業合并、組成強大的“航空母艦”的案例時有發生，既有過“強弱組合”，也有過“強強組合”，有些企業甚至分了合，合了分。

　　“重組、合并的想法是好的，但實踐中會遇到資本結構、文化融合、競爭力降低等一系列的問題，有時對企業競爭力和效率提高效果并不明顯。”一位業內人士如此評述。

　　對于國資委來說，央企重組的難度更大。

　　“錢少、人多、機制不活”

　　2006年12月5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資委《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了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基本原則、目標和主要政策措。

　　《意見》讓國有資本的進退范圍首次得以明確。

　　“《意見》在推進國有資本集中、形成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優勢企業、中央企業減少至80—100家等方面提出了明確目標。隨著文件的出臺，國有企業改革由資產重組向企業重組進一步深入。這將從更深層次上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北京科技大學白津夫教授向《中國經濟周刊》評述。

　　但現實的情況是，隨著央企重組往縱深處推進，重組其實已經進入越來越難的階段。

　　長期從事國資重組研究的脫明忠律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國資委主導下的央企重組通過近4年的運作，基本上都已經走上了“聯姻”的路子；剩下的企業中，規模小、質量差的，想并入別的企業也難。據了解，現在已經并入大企業的小企業中，就有一些是求甲不應，然后求乙才勉強被接受的情況；剩下規模較大、量級相當的企業之間的合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誰正誰副，太難擺平。

　　誠通集團一位參與重組的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誠通集團在重組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難：一是職工安置標準的認定問題。由于很多配套政策沒有到位，企業接收以后，很多職工需要安置，但是安置的標準卻不統一；二是原企業可能已經劃入了政策性破產，政策性破產企業的有關改革成本需要國家彌補，但是有關部門卻不認可；三是稅收問題。因為實施重組的收入要首先用于安置職工，所以納稅就少。

　　“總之，錢少、人多、機制不活三個老大難問題仍然在困繞著我們。因為雖然這三個老大難問題現在深層次體制下都還沒有完全解決，但我們是在認真地往前走。” 國資委研究中心黨委書記李保民告訴記者，從今年起必須加大工作力度，除了中央企業繼續自愿重組外，國資委要依法大力推動，要體現出資人的意志。“我們將按照中央企業21個業務板塊調整規劃，遵循市場規律，認真研究方案和措施，加強組織領導，積極穩妥地推進。”

　　央企對重組仍有三種態度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央企高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從目前情況看，央企重組任務還很艱巨：首先，國有經濟的分布仍然過寬，相當數量的國有資本并不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少企業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積累了一批資不抵債、扭虧無望、喪失市場競爭力的企業；一些大企業業務龐雜、主業不突出、輔業包袱重，子企業層級過多、數量過多，母公司對子公司失控，是企業效率低下、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原因。

　　其次，盡管國資委三令五申，竭力推進，但央企的態度目前出現三種情況：一是積極跟進，搶占市場，通過重組整合，逐步做強做大，比如，原中國港灣建設(集團)總公司和原中國路橋(集團)總公司合并重組而成的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就屬于此類型；二是觀望等待，重組整合只停留在口頭上；三是有危機感，也有思路，但出發點是如何擠入前80名，“寧為雞頭不作鳳尾”。有的企業主業并不突出，但該退出的不退出，想的是如何保住“塊頭”，作大規模。

　　“對于那些該退不退的，建立逼退機制是很有必要的。逼退機制就是創造某種條件促使一般性競爭企業從國有資本中退出；但企業究竟是做強做大還是退出轉型，還是要由市場選擇，政府不能過多干預，國資委也要防止搞‘拉郎配’。”脫明忠律師向《中國經濟周刊》直言。

　　“無論是國資委之前的央企拆分，還是如今國資委治下的央企重組，分分合合之間，不變的理由都是為了增強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在當下國資監管與經營的職業化監管隊伍和職業經理人隊伍尚未完全到位，管理層‘人格化主體’尚未形成的時期，在極力推進央企重組的時候，社會成本也不能不考慮。”脫明忠律師說。(王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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