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買什么，國際市場就漲什么；中國賣什么，國際市場就跌什么”成為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特殊的晴雨表和風景線。由于不具備貨幣的國際話語權，從而喪失定價權，中國實體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上被動挨打，既無法“對沖”外部危機的滲透，更無法讓分享中國高溢價的外部經濟體承擔相應的經濟調整風險，“收益別人拿得多，風險自己兜著走”。如何以人民幣國際化為契機，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和實現方式，成為再也無法回避的事實。

　　一、貨幣國際化要實現貿易進程向金融進程的轉換

　　貨幣國際化的最大動力和收益在于避免國民財富或經濟權益通過各類不同資產交易的國際路徑流失。換而言之，擁有某種商品或資產國際價格的話語權是貨幣國際化的最終落腳點。一國貨幣國際化的歷史，就是塑造定價權的歷史。

　　在全球經濟發展的早期，國際貿易是貨幣國際化基本的原初的推動力。商品價格基本上由市場上的主要買賣方談判達成，因此，在貿易領域發揮交換媒介和記賬單位是實現定價權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途徑。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加速，金融創新、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流動不斷推進，貿易結算、貨幣互換對定價的作用越來越有限，跨國金融交易較之商品貿易而言，更多地承載起定價職能，從而為貨幣國際化搭建起更高層次的制度安排。一般認為，一國金融市場的規模越大、流動性越強、發展程度越高，則該國貨幣的金融舞臺更加廣闊，更有助于實現定價權。一種貨幣通過在金融領域發揮交換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貯藏職能，逐步拓展以其表征的金融定價的深度和廣度。

　　在全球一體化的大潮下，國際經濟活動日趨泛金融化，主要商品及利率、匯率等基本金融產品的價格形成逐步趨向期貨及衍生品定價模式，并都已經形成各自的定價中心。全球定價機制生長為金字塔，商品現貨市場是塔基，遠期等基礎金融產品市場是塔身，期貨市場加上衍生品市場則是塔尖，塔尖統領全球，操縱著塔身和塔基的經濟命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已經成為搶奪資產定價權的主戰場。哪種貨幣能影響期貨及衍生品價格，就掌握了資產定價競爭的主動權。失去商品期貨定價的話語權，也就失去了對基礎原材料資源的控制權。

　　與全球定價機制的演變相適應，一國貨幣國際化，必然要實現貿易進程向金融進程的升級轉換，必然要完成貿易計價-金融計價-金融定價的遞進三部曲，即從淺層次的貿易結算工具，遞進到國際金融工具和金融投資的計價，再到國際金融商品的定價。

　　二、美元國際化折射金融定價權爭奪路徑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迅速崛起為世界頭號貿易大國。美元也借此成為居于主導地位的貿易計價和工具貨幣。

　　在推進美元國際化貿易進程的基礎上，美國依托國內發達的金融市場、健全的基礎設施、多樣化的金融產品，逐步向國際金融領域滲透。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的國際貨幣制度，成就了美元國際化的巔峰。早在1957年，美元已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獨占鰲頭。

　　1971年，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土崩瓦解，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純粹信用貨幣運作的春秋戰國時期。與黃金脫鉤后，美元與其它國際貨幣已無實質差別。歐元投入使用后，對美元形成強有力的挑戰，國際貨幣工具和國際債券的歐元計價份額迅速提高，并已超過美元計價的份額。

　　但美元憑借國際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傳統優勢地位，逐步控制主要國際商品的定價權，其國際化地位反而日趨強勢。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改革步伐加快，金融工具種類齊全且創新層出不窮，增加了對外國資本交易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新金融機構紛紛涌現，市場參與者多樣化，特別是對沖基金的興起，客觀上成為美元爭奪定價權的得力工具。

　　美國已形成世界主要的定價中心。其中，農產品價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價格形成于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而石油定價權的競爭，實質上是美國兩家公司的競爭。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的輕質低硫原油期貨合約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貨品種之一。另一定價基準-布倫特原油所在的倫敦洲際交易所(ICE)， 2001年就被美國洲際交易所收購。

　　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與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合并誕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團。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團收購紐約商品交易所，一統美國的期貨市場。芝加哥交易所集團這樣的巨無霸橫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價權。

　　目前。除了倫敦金屬交易所(LME)的期銅外，世界大宗商品定價權幾乎盡落美國之手。美元匯率直接影響國際大宗商品標價，二者如同蹺蹺板游戲。

　　正因為美元具有這種難以匹敵的對主要國際商品的定價權，使世界經濟增加了對美元的依賴性，從而確保了美元的世界貨幣的霸主地位。這也是美元優勢地位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中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擴展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