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還在惡化過程中，大家也在想很多短期的、眼前的事情。但是危機既然已經爆發了，現在重要的是想想危機過去以后用什么樣的體制和政策來防范危機的事情。本文講三個方面的長遠問題。

　　全球化、市場化的基本趨勢不會改變

　　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首先就是市場經濟又出了大的危機，而且是全球性的危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占統治地位的“中心國家”出了問題，世界金融貨幣體系的問題暴露了，面臨著改革的呼聲。但是，從長遠看，雖然變化一定會有，但也有著一些不變的、或近期內還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趨勢。概括說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市場化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也不會因為這次危機改變。說到底，是現在我們還想不出來一個能夠替代市場機制的新的、更好的機制。人類已經做了多種嘗試，但市場經濟迄今為止作為一個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性的機制，仍然比我們能設想出來的其他機制要好一些。危機的發生，其實是人的本性使然，第一是因為人的貪婪。貪婪是貶義詞，相應的褒義詞是“最大化”，收入越大越好。這也是人類進步的動力；第二是因為人們的知識和信息是有限的，預期是會犯錯誤的。也許危機當中會有新的理論出現，創造出新的制度，但是如果沒有，市場化仍然是趨勢。市場制度本身當然也需要不斷改革與調整，市場需要監管，市場需要宏觀調控。有些也不是什么新的東西，理論以前早就提出來了，只是在前面的金融泡沫中被人們忘記了。現在大家說想起馬克思、想起凱恩斯了。歷史上一次一次的危機對人們的教訓其實有許多已經在市場經濟的理論中建立起來了。現在不過是回過頭來重溫這些教訓的時候了。

　　第二，全球化的趨勢不會變。也許全球化在這個階段會出現曲折，會有更多的保護主義，特別是發達國家，現在對全球化的興趣大減，因為看到了可能帶給它們的挑戰，而不僅僅是利益。但是，發達國家的基本利益還是要搞全球化，說到底是因為無論如何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總是占優勢的，只是由于不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那樣全球化對他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有收益沒有風險，結果是它們變得盲目瘋狂。現在他們的瘋狂搞出了金融危機，國內矛盾加大，會使它們暫時對全球化的熱情有所減少，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這些當然是我們要面對的現實，但是全球化的趨勢不會改。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這個發展階段已經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我們需要推動全球化的發展，不要讓它倒退。這是還要在國際上爭取的事情。

　　第三，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占主導的基本格局還不會變。這么大的一個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一定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世界經濟的結構。我們做得好，最先走出低谷，世界的結構就變化得更大一點。但是，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在我們的3000美元人均GDP與他們的4-5萬美元人均GDP之間的差距不是短期內能夠縮短的。我們今天“救”不了世界，危機過去，也還不占主導地位。也不要低估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愈合傷口、從危機中恢復過來的能力，不要低估長期以來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優勢。我們確實需要從現在開始更多地學習積極主動地(而不是消極被動地)參與國際事務，但解決我們國內的這些發展中的矛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我們頭等大事。

　　第四，以美元為主要儲備貨幣的貨幣體系，短期內也不會發生大的改變。多元化當然正在形成，其他貨幣比如歐元對美元的競爭在出現，但是美元的霸主地位短期內也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歐洲人由于也要多發債來解救危機，歐元的地位相對反倒被削弱了。而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我們的資本市場還沒有開放，人民幣成為有競爭性的世界貨幣之一的前景不是不存在，但那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實現中國效率的改進根本要靠機制轉變

　　在這樣幾個大的判斷下，我想講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中國的問題，因為還是首先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而這從根本上講，問題就是要轉變增長的機制。談這個問題，我想用“轉變增長機制”的提法比“轉變增長方式”更好一點，可以更少一點爭議。近幾年來，我們經濟學家的爭論，和現在社會上發生的問題，有的與“增長方式”這個詞引起的誤解有關。我們要改革經濟體制或經濟機制，要發展市場機制，要改變產權制度等等，而不是什么產業結構、經濟結構。這是因為“改變增長方式”這個詞很容易被解釋為改變產業結構，被說成是“結構轉型、升級”，而且是“政府所主導、所決定的產業轉型”。現在各地說轉變增長方式，很多地方并不是轉變經濟機制，而是搞什么產業轉型，由政府決定搞什么產業不搞什么產業。政府怎么知道搞什么是對的呢？這應該是由市場決定的。一個國家當前最好的、最優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是由要素的結構決定的，而決定的機制，就是在合理的價格體系下由市場競爭決定。如果不是市場機制，而是由政府來決定，或是價格體制受到人為的控制，價格體系是扭曲的，產業結構就一定是扭曲的。“轉變生產方式”這個詞，“方式”是包含增長機制，但是“方式”這個詞更多的跟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相聯系，結果就往往變成了討論搞什么技術，有沒有資源，是搞大企業還是搞小企業等，而不是研究如何使機制正確、使效率提高。現在的提法，太多的東西變成由政府操控，而根本要改的卻長期沒有改。轉變增長機制，直接突出重點，直接講體制改革，有了好的機制，本身會產生一個好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才真正會有效率。政府要做的，一是公共資本(包括基礎設施)的積累；二是發展教育和醫療社保，增加社會的人力資本；三是發展科學技術研究體系。想一想，如果我們70%的農民都能夠得到大學教育，那我們的經濟結構一定不是現在這個結構，我們的創新能力一定跟現在不可同日而語。而在70%的勞動力還只是小學教育水平的情況下，我們最優的產業結構一定是包括大量的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