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經有13個城市上調了水價或正在準備上調水價。憤怒的網民們很容易就把全國十幾個城市紛紛擾擾要漲的水價，與剛剛陪客吃飯飲酒過量而突發心臟病死亡的武漢新洲區水務局副局長聯系在一起。醉死的局長與上漲的水價擺在一起，意味著走過聽證會等程序的水價雖然有著合法的外衣卻普遍受到是否合理的質疑，漲價難以服眾。

　　現在水價相對低廉，并沒有完全反出映水資源的緊缺程度，因而價格對于浪費水資源的現象沒有產生多少制約作用。上調水價，通過經濟杠桿抑制水資源開發和使用的浪費現象，使水價能夠真正反映其稀缺性，同時能夠使公眾養成節約用水的好習慣，自然成為決策者首要考慮的解決方法之一。

　　就比如目前在某地舉行的水價上漲聽證會上，公眾表示水價上漲可以理解，也可以些許上漲；而所謂的專家卻態度強硬地表示“漲得少只會虧得多”。聽證會的初衷是尊重社情民意，通過公平公正的途徑或程序，來聽證和權衡其漲價的理由是不是充分和必要。但就目前大多數信息完全不對稱的公眾與供水部門進行調價博弈的過程中，即便是在一片反對聲中，聽證會依然作出違背民意的漲價決定，也是很無奈很正常的事，只不過是通過“價格杠桿”為牟取利益的壟斷行業披上一層合法的遮羞外衣罷了。

　　水價上漲是大趨勢，關鍵是漲價后的收入是流進了供水企業及其主管部門的腰包，還是用在了促進水資源保護、開發、利用的可持續發展中。因為供水部門處于壟斷地位，具體業務是否存在虧損，或虧損的原因是否因為水價過低導致，相關的信息并不透明。供水部門為了達到水價上調的目的，不排除利用壟斷地位而“自話自說”，讓公眾掉入他們事先設好的“成本陷阱”。而一旦水價上調的方案獲得通過，水費提價的利益就很難排除被供水部門獨享的結果。甚至在國際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洋水務”介入，也無形之中推高了水價。(摘編自《南方都市報》7月24日 文/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