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路途坎坷，受害者成立聯盟集體維權

　　“這讓我傾家蕩產，甚至想通過打官司討回公道都沒錢付律師費了。”金亮說。與本報此前報道中的賴律師一樣，金亮也打不起官司，用賴律師的話說：“銀行算準了我已經沒錢起訴了。”

　　據了解，香港法律規定境外人士(包括內地居民)在香港不能享有司法權利國民待遇，不能申請法律援助。假如香港境外人士在港控告香港人(包括法人)，被告將會要求原告首先交付巨額保證金，以備原告敗訴時給被告的律師費補償。不僅如此，香港法律還不允許律師進行風險訴訟收費，即事后按工作成果收費，這意味著，內地投資者要想在香港打個官司，不準備好幾百萬休想動手。

　　在與銀行一年交涉無果的情況下，沒有能力在香港起訴的金亮決定采取集體維權的辦法。2009年6月16日，他創辦的Accumulator產品受害者聯盟的維權網站“打折股票網()”網站提前開通，希望借此號召更多的人起來共同維權，同時提醒更多外資銀行的投資者注意外資銀行的詐騙行為。“網站開通第一天，就有兩位受害者與我聯系，并有多位人士發來郵件表示關注此事，并愿意提供幫助。”

　　2009年7月11日，“香港銀行受害者聯盟”在北京成立。來自廣東、北京、上海、香港的5位Accumulator產品的投資者或投資代理人連續兩天在一起開會研討維權事宜,情緒激動的投資者將矛頭指向包括匯豐、星展、恒生、荷蘭、花旗等多家知名香港銀行，指責這些銀行的私人銀行部門存在誤導欺詐投資者的行為，導致投資者出現巨額虧損。

　　隨后，內地17家律師事務所共同起草了《為欺詐性非法銷售海外金融產品之中國受害者維權的聲明》，愿意為受害者提供幫助，新華網評論指出，這標志著中國法律界正式向銷售“金融毒品”的香港銀行宣戰。

　　不過在內地起訴面臨一些不確定性。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峰表示，雖然銀監會《銀行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外資銀行禁止在內地銷售未經許可的金融產品”，但是并沒有具體細則、程序。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董安生則表示，目前實踐中非常可能碰到的問題是沒法印證事實，“因為訂約前的陳述有的時候是不規范的，它沒有形成文字文件，也沒有像樣的錄音，當事人在法庭上難以取證。”

　　香港金管局出面，但投資者獲賠希望渺茫

　　銀行的聲明和態度讓金亮很憤怒，但尚不足以讓金亮絕望，因為還有金管局。金亮強調，在內地起訴與訴諸金管局調查兩者之間并不矛盾，可以同時進行。不過由于他們每個人的具體情況并不相同，在內地起訴需要各人自己安排。而訴諸金管局的調查，則是以聯盟名義出現，顯然更有力量，“我們現在已經有20多個人了。”

　　此前香港金管局一直態度曖昧，但事情不久前有了轉機，金亮找到了香港立法會議員陳鑒林。在陳鑒林議員陪同下，六名受害者代表一同赴香港金管局當面投訴，會談進行了一個半小時。

　　金管局助理總裁李令翔首先對他們的遭遇表示遺憾，稱過去一年調動大批人手處理雷曼事件，以致處理他們的投訴時有阻滯，對此他表示歉意。李令翔同時稱，會盡快在3個月內調查處理完聯盟投訴個案，以確定有無表面證據支持進一步立案調查，若銀行有違反《操守準則》不當銷售行為，將對銀行作出紀律處分。

　　事實上，不僅是內地投資者在奔波尋求解決辦法，據香港媒體報道，8月2日，有300多名買入結構性理財產品的香港投資者也分別參加了當地的“苦主大會”，會上代表希望，能和“雷曼迷你債”的苦主一樣與銀行達成集體和解。

　　據了解，7月初，香港監管部門與銷售“雷曼迷你債券”的16家銀行達成和解方案，約九成的“雷曼苦主”至少可獲得60%的本金賠償，賠償總額達63億港元。這顯然點燃了不少人維權的希望，不過一些分析指出，他們面臨的難度遠比“雷曼迷你債券”大的多。“雷曼迷你債投資人數眾多，造成了重大影響，所以監管部門會力促相關銀行賠償，而累積期權影響范圍顯然要小得多，而且銀行認定受害投資者不堪訴訟，想要達成類似賠償方案難度要大得多。”而如果證據不能支持“欺詐銷售”等違規行為，受害者獲得賠償的可能性也不會很大。

　　但金亮并不同意他們的影響范圍小于雷曼迷你債的說法。“那個涉及金額才60多個億，而我們這個加起來有數百億，是他們的很多倍。”金亮稱，內地投資者的問題如果解決不好，香港銀行的聲譽勢必受到嚴重挑戰，內地這個未來最大的市場，香港銀行還能占多少份額？

　　記者手記

　　除了聲譽，銀行還有什么好擔心的？

　　“真是大大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身在香港的金亮6日在電話中向記者如此言道。顯然，能把調子拔得這么高的，并非只是金亮以及其他來自內地的受害者，而是香港有責任感的媒體和關心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前途的人。“雷曼迷債風波未息，內地ccumulator(累計股票期權)苦主又殺到，本港銀行信譽受嚴重挑戰。”——8月1日，香港多家主流媒體即如此開啟了有關內地富翁赴港維權的報道。

　　自由市場的根基是誠信，合同和相關法律是保障誠信、保證公平交易的手段。但如果真如一些業內人士推測的，這些外資銀行或者外資銀行職員早就盤算了香港及內地所有的法律及監管漏洞，通過惡意誤導銷售、套取的方式陷這些內地富豪于破產境地，其信譽損毀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信譽這東西，對銀行來說難以變現，在短期利益面前，很難激發他們的重視，更別說那些工作個半年一年就可以拿一大筆錢離職的員工。

　　那么，除了聲譽，手握錄音、合同等等有效武器的銀行還有什么好擔心的呢？這里唯一值得注意的恐怕只有：香港是否值得拿自由市場的聲譽趟這道渾水？(周治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