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市郊的一個農民到齊名華西村吳仁寶的“中國功勛村官”，57歲的吳恩福打拼了35年。他見證了七寶鎮九星村邁向“中國市場第一村”的每一步。在這塊面積僅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出了500多個千萬富翁。

　　更重要的是，農民——這個共和國史上貢獻巨大卻又飽經滄桑的人群，看到了另一種可能。

　　“做勿煞”，但還是很窮

　　吳恩福的人生起點，不是農民。

　　1966年，他考入七寶中學。當時恰逢“文革”，加之家里貧窮，交不起學費，他只能回家務農。1974年起，二十歲出頭的吳恩福先后擔任九星大隊民兵副連長、七一公社團委委員、九星八隊生產隊長。從此，吳恩福再也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

　　年輕那會兒，吳恩福有一個外號——“做勿煞”。在上海話里，這是“干活干得再累再苦，也不在乎”的意思。大隊里搞糧棉高產試驗，吳恩福自告奮勇組建青年試驗田組，種植了11畝棉花，畝產皮棉達213斤。當時平均畝產很難超100斤。此后，他又帶隊開挖橫新港河道，不僅提前完成本大隊任務，還為兄弟大隊義務開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盛行分田到戶、土地承包。吳恩福想，在農村，一年干到頭，種地只能“填飽肚皮”。全家四五個勞動力撲在田地上，即使把田“繡出花”來，也還是很窮。

　　為什么不能搞“副業”？他鼓勵鄉親在種地之余干點兒其他活，如辦工廠、拿項目，“當時只能做不能說。 ”吳恩福說，這使他管理的117戶家庭、400多人口和384畝田地，年終分配水平居全大隊首位。

　　跑業務，三毛學生意

　　1985年，農民吳恩福成了工業大隊長。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一切都是摸著石子過河。九星村引進國營企業聯營廠發展郊區經濟，是個強力風向標。但這對一直種田的吳恩福來說無疑是一次巨大挑戰。為了對得起父老鄉親，吳恩福開始三毛學生意，出去跑業務。

　　有一次，一個客戶拿了10萬元支票到村里買走一批電線電纜。吳恩福發現支票有問題，就叫財務到對方在浦東的開戶銀行去查賬，結果嚇了一跳：對方賬面上只有1000元錢。吳恩福打聽到騙子準備乘火車離開，就提前趕到截住了他。騙子撂下這么句話：這個農民真精。

　　在那個大力發展鄉鎮工業的年代，吳恩福爭取到了許多人拿不下來的項目和資金。但和當時上海其他地區的開放、發展速度比，吳恩福和他的九星村鄉親們，還是窮。村里的經濟實力位居七寶鎮倒數第2名。老年村民曾23個月拿不到退休金，部分村民兩年半報銷不了該報的醫療費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九星村被征收征用3100畝地，尚剩非農用地(包括村莊、河道在內的區域面積)1600畝。平均每個村民不足3分地。

　　以后的日子，怎么辦？

　　“種磚頭”，首賺1500萬

　　1994年，是吳恩福和九星村的拐點。

　　干過十年生產隊長、十年工業大隊長的吳恩福再次臨危受命，“掌舵”九星村。這一年，村欠債1780萬，村里的集體總資產不過2100萬，負債率高達84.8%。投資620萬元建造的電線電纜廠，年終賬面利潤只有2萬元，倉庫里成品堆積如山，呆滯資金500多萬，均為應收銷貨款以及庫存產品，無利潤可言。

　　吳恩福決定破釜沉舟。目標是：外三產、內工業。 1995年，在外圍借助城郊結合部的交通優勢，興辦第三產業；在村內，搞一些小工業。一時間，九星村有了“三場一路”：大型停車場、農貿市場、養鴨場和虹莘路商業一條街。一年半時間，村里賺了1500萬。這讓九星村完成了原始積累。

　　這時，從村民變為村官的吳恩福摸到一點 “門道”——通過創造市場氛圍，用較少的自有資金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本。吳恩福把這個叫做“種磚頭”。而在過去20多年里，他和他的鄉親們只會種糧食。

　　這時，他手里還有非農建設用地1307畝。如何“種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