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之路

　　李觀成那時的貧困絕非異數(shù)。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起，舉國上下都一致努力，希望在單一的公有制內，尋求社會主義經濟的平衡有序發(fā)展。可是，到了1978年人們發(fā)現(xiàn)，中國仍然整體落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中國在上個世界六七十年代的人均GDP增長率只有2.3%。

　　最具對比意義的是中國與日本的經濟總量比較。1960年時，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guī)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決策高層也開始有意利用民間資本和外資發(fā)展經濟。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明確，要將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次年，國務院允許有限制地恢復和發(fā)展個體經濟。隨后，中央開始把發(fā)展個體經濟作為解決就業(yè)的重要途徑，提出“鼓勵和扶植城鎮(zhèn)個體經濟的發(fā)展”。

　　1980年，李觀成的三哥李定波，終于結束了勞動改造，回到家鄉(xiāng)瑞安。在那個就業(yè)崗位稀缺的年代，李定波找不到一個能夠糊口的工作，李氏兄弟打算重操祖業(yè)。

　　找到一個可以提供地方做糕點的朋友合伙，又找到了一個做糕點的老師傅，李氏兄弟就這樣又開始了糕點生意。李觀成并沒有多余的錢可以拿出來參與合伙，所以只負責把糕點弄出去賣掉。工作之余，李觀成在西山腳下的李家老店旁邊弄堂口吆喝生意，也主動往城關各個副食品商店送糕點。

　　“李大同”再次上市的消息不脛而走，李家糕點又開始在瑞安市場上慢慢站穩(wěn)腳跟。

　　市場的大門一旦露出縫隙，涓涓細流就會匯聚成大海之勢，合力沖擊原來高度計劃的經濟體制。以溫州為代表的個體私營經濟就形成了這樣令政府不安的氣勢。1982年，中央政府發(fā)文要求整肅：“對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屬于哪個單位，不論他的職務高低，都要鐵面無私，執(zhí)法如山，不允許有絲毫例外，更不允許任何人袒護、說情、包庇。如有違反，一律要追究責任。”

　　溫州成為重點打擊區(qū)域。當年，溫州樂清的八個個體工商大戶遭到公安部的全國通緝，罪名是“投機倒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是為轟動全國的“八大王事件”。

　　1984年，時任中共溫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為“八大王”高調平反：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稅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中央精神。

　　春江水暖鴨先知。這一年，敏銳的人們紛紛扔掉鐵飯碗，下海經商。

　　李觀成的糕點生意也同此涼熱。1984年，李觀成把糕點賣到了溫州市，在溫州市區(qū)設立了好幾個銷售點，位于溫州鬧市區(qū)的五味和副食品商店甚至為其特辟專櫥。李家糕點銷售量直線上升，甚至可以達到每日一千包以上的業(yè)績。

　　李觀成們鉚足了勁兒要憑自己過上更好的日子。“提倡消費”也開始盛行，好幾家黨報都發(fā)表文章批評“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種衣服要穿九年的傳統(tǒng)觀念。

　　然而，一直到1987年，李觀成們的致富努力，才第一次得到中央層面的正式認可。這一年，中共中央在《關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定》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中，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的私人企業(yè)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一年后，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得以在《憲法》中體現(xiàn)，并成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市場的大門越來越敞開，李觀成1989年從建筑公司提前退休，開始獨立經營糕點生意。次年1月，國家商標局批準李大同(老五房)茶食品店使用環(huán)球標志“李大同”牌注冊商標。

　　那時，1988年從師范院校畢業(yè)的兒子李敬斌，已經是一名中學教師。這讓曾因家道中落而中斷學業(yè)的李觀成甚是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