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博士畢業的朱民自己求職成功，進入世界銀行，成為總部政策局的經濟學家，一任5年。 1995年，時任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司長樓繼偉(后任財政部副部長、現任中投董事長)和時任國家體改委國際司副司長曹遠征去美國訪問，與老朋友朱民會面并言談甚歡。

    朱民當場就表示，自己想回國效力，拜托兩位老友代為轉達。兩個現實的因素是：其一，一個人在國外，終歸處在西方社會的邊緣；其二，國內老友的發展都不錯，說明知識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朱民很快獲得了回應。鑒于他有著豐富的國際間銀行工作經驗，中行就成為他回國后的落腳處。1996年，朱民返回祖國前給留學生同學和朋友寫了一封公開信，陳述自己歸國的理由。盡管由于年月太久，老同事曹遠征雖然已經記不清那封信的原文，但看過那封信的曹遠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感人，很愛國。”

    歸國后的朱民獲得了大展拳腳的機會。1999年12月16日，國務院正式批復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計劃，中行成立1216辦公室，朱民擔任辦公室主任。這一次，朱民的主要搭檔正是自己的老朋友曹遠征。1998年國家體改委撤銷之后，作為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專業的博士，曹遠征也來到了中行工作。在中銀香港路演過程中，朱民為發包方，曹遠征為承包方，共同度過了一段至今仍令曹遠征唏噓不已的日子。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行以前在香港的各機構所有權結構非常復雜。這些機構當中，4家在當地注冊，7家在北京注冊，1家是總行在香港的分支機構。在當地的4家機構又通過9個基金公司間接持有。 其中，一些銀行的名頭非常響亮，如集友銀行(陳嘉庚創辦)、南洋商業銀行、華僑銀行。

    如果不把如此復雜的股權關系全部理清，根本無法發行上市。 與后來工行和建行上市路演不同的是，中銀香港由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牽扯多國的法律法規——曹遠征將這些細節比作串聯電路——任何一個細節沒過關，燈泡都亮不起來。朱民、曹遠征和很多同事一道，一頭扎進這些細節中，僅僅最后成文的文件就有20多噸。壓力大的時候，兩個人三天三夜未曾合眼。 “20多噸的文件，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你都要過目，并且不能出錯，你能想象嗎？”曹遠征說。 不過，朱民也因此熟悉了不同國家的金融法律法規，這也為朱民獲選IMF副總裁候選人加重了砝碼。

    2002年，中銀香港上市。當天，香港幾近萬人空巷，引發港股狂潮。中銀香港上市成功之后，朱民升任中行行長助理。 2003年12月31日，中央匯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資450億美元。中行重組大幕拉開。次日，朱民和曹遠征再度搭檔，開始將發包方與承包方的游戲重演一遍。曹遠征回憶說：“西方是金融危機之后才開始做一些不良資產剝離、重組的工作，我們5年前就完成了。”這無疑在2009年的遴選工作上又為朱民加了分。

    2006年，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長，主管財務、內控、法律、戰略和研究等業務。金融危機爆發一年來，他在多個場合，分別用中文和英文發表演講，反復闡述金融衍生工具過度泛濫的危害，極力主張“去杠桿化”。他在代表中國政府主張的同時，也顯示出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熟悉。 接近央行高層的人士稱，派駐IMF的第一道關是英語，這就卡掉了很多業務很厲害的后備干部；第二道關是經驗，而在這方面，無論是國有五大商業銀行，還是央行內部，沒有人比朱民經驗更為豐富。 （本刊記者 楊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