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白領曉觀

　　薪水單漲幅太少了

　　本報記者　侯露露

　　見到曉觀，是一個工作日下午，他正和朋友在重慶南濱路的露天茶座喝茶。

　　26歲的曉觀供職于重慶一家國際著名的金融公司，與這個行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眼前的這場金融危機，實實在在地改變了他的生活。

　　“去年9月雷曼破產，沒多久就聽說公司把原本已定好的員工薪水單重新做了。”公司每年10月會給員工發一份薪水單，列出當年員工的薪水以及下一年將拿到的薪水。“薪水單發下來一看，漲幅少了，按慣例我下一年的薪水應該是每月6000多元，但實際只有5000多元。”

　　薪水少了些，曉觀并沒太在意。真正讓曉觀感到危機的嚴重性，是在去年底，曉觀所在的公司開始要求員工休無薪假，曉觀的假期是15天，被平均分配到2009年的每個節日。同樣開始執行的還有低薪長假制，員工可自行選擇休1年到1個月不等，每月薪水為正常薪水的20%。

　　假期多了，是因為工作少了。曉觀公司的主要業務分兩部分，一是給上市公司做常規年審，二是在公司上市過程中提供幫助，“以前兩類業務量大概各占一半，近兩年后者的業務量明顯下降，而前者涉及的許多企業會因年景不好而要求降低年審費。”

　　今年10月，曉觀收到了年度薪水單，“非常吃驚。”按慣例在公司工作第三年的員工如考核合格，月薪將升至1萬元，但曉觀的薪水單上只有8000多元。“大家都很沮喪，畢竟4位數和5位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盡管如此，曉觀說他依然會留在公司努力干。曉觀感覺一切在逐漸好轉，“以后這樣在工作日出來曬太陽的機會肯定少多了，但愿明年的薪水單漲幅不會像今年這樣讓人難接受。” 　

　　-沈陽工程學院老師田旭

　　希望工資改革更到位

　　本報記者　劉文波

　　“寶寶，慢點走，別著急。”35歲的田旭一邊說一邊趕緊伸手去扶蹣跚學步的孩子。

　　“累嘛，那是應該的。關鍵現在養個孩子，費用高著呢，自從出了三鹿奶粉事件，家長們都買進口奶粉，我家也不例外。一罐100多元，孩子一周就喝完了，還得添加各種輔食，花錢的地方多著呢。”田旭說。

　　雖然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波及到東北，但身為沈陽工程學院技術經濟系副教授的田旭，由于工作在事業單位，收入不高，但依然穩定。她每月收入平均在3000元左右，丈夫在市政規劃設計單位工作，收入比她稍高一些。

　　“收入少，支出也就簡單了”，田旭掰著指頭算起賬：衣食住行占總支出的90%左右。家住80平方米的兩室兩廳商品房，貸款買的，還要月供還貸2000元。

　　前些日子公婆在這兒幫著看小孩，70歲的老人了，照料日漸調皮好動的小孩有些吃力，可有什么辦法呢？保姆不好請，就算請到了，每月要多支出大概1000元呢。田旭在讀遼寧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家里家外連軸轉，這一年忙得不可開交。父母年齡大了，“家里沒點儲蓄總不行吧，現在的收入僅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難應急啊！”

　　對收入分配，田旭認為，當務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縮小收入差距，不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應通過二次分配以多補少，千方百計提高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

　　“中央和地方開展的事業單位工資改革，還沒改到我們單位呢。”田旭期待著下一步的工資改革能合理調整工資結構，體現工作的強度、難度和知識技術的含量與價值，“希望工資能體現一線員工價值，絕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線員工承擔的。”

　　-昆明企業主肖靜

　　盼給經營者減點負擔

　　本報記者　徐元鋒

　　“普洱茶正處在回暖期，又遇上金融危機，市場調整時間會更長些。”坐在自家店里呷一口茶水，肖靜淡定地說，雖然收入不穩，危機加重了經營困難，但也是一個優勝劣汰過程，“讓我面對市場經營消費時更理性。”

　　肖靜名片上印的是“云南茶馬王茶葉有限公司總經理”，公司現有七八個人，作為大益公司經銷商，分別在昆明兩家茶城擁有兩個鋪面。2003年從昆鋼內退后，她和親友組建公司進入普洱茶市場，2004年銷售額還不到20萬元。今年她開店的總費用都過50萬元了。

　　“這幾年總體講，經營成本更高了，而收入卻很不固定。從成本上說：鋪面租金從3萬多元一年漲到7萬元；給每個員工多花3000多元買養老、醫療保險；員工工資也從七八百元漲到一兩千元。從收入上講：2006年起，普洱茶經歷炒作風潮，30公斤一件的茶葉被拉高到1.2萬元左右，從2007年4月起又一路降到3000多元，現在恢復到六七千元。”

　　肖靜說自己的收入來源主要靠公司，但公司賬目是獨立的。家庭開支基本固定：孩子已畢業在自家公司工作；家里養兩部車每年花兩三萬；今年4月買下的一處房產要月供5000元；其他柴米油鹽的花銷若干。以前老羨慕人家開大排量的車，如今覺得還是經濟實用的最好。

　　談起收入分配政策，肖靜認為，這幾年國家對勞動者的保障要求不斷提高，“以前一些人對員工的保險能拖就拖，現在要交了，”這是好事；但小企業抗風險能力差，困難時國家政策就要多拉一把，“比如加大對勞動者社保的投入力度，以及降低經營負擔。解決就業的大問題終究還要靠千千萬萬中小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