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影隨形，卻呼之難出。階梯水價，這一被認為促進節水、保障弱勢用水者利益的國際通用水價征收方式，在北京遭遇難產。在北京水資源極度緊缺的語境之下，幾乎每一輪水價漲與不漲的爭論和聽證，都會將階梯水價指向為終極之選。甚至自2004年起，每年都有北京官員公開表示“(階梯水價)今年實行”，但預期也好,信誓也罷，階梯水價于北京，仍只是開花不見結果，爽約至今。

　　居民階梯水價，卡在了哪里？

　　時機不成熟？

　　階梯水價的大體原則是，劃定一個基本定額，用水量在該定額標準之下的，按照基準價征收，超過定額標準的，則按另一個階梯的標準征收。

　　實際上，早在2004年，市水務部門提交的階梯水價方案曾獲聽證通過。但最終市發改委通報暫緩實行民用階梯水價。當時的市發改委委員張萬恒對此解釋稱，從國內外的情況看，實行居民生活用水階梯式水價，需要具備一定的物質、技術條件，北京市實行階梯水價基礎性工作還不成熟，特別是操作層面還有一定難度，主要涉及查表到戶、水表更換、人戶分離、一戶多房、人口確定等具體問題。

　　市節水中心主任劉紅回憶這段工作時說，當時王岐山市長非常重視水價調整，幾次召集開會討論，但是在聽取了大量意見后，還是覺得階梯水價暫時無法施行，或者合適的時機尚未來到。“大家一致認為，一旦施行中出現不合理的問題，會失信于民”，“當時領導就說，等到時機成熟之后再操作吧”。

　　“實際施行難度大”、“條件尚不具備”等，是幾年來歷次與階梯水價話題遭遇時，政府部門的大體用語。“北京實施階梯水價，理論上可行，但目前不具備實際操作性。”市水務局局長程靜近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仍這樣表示。

　　用水定額難？

　　實行階梯水價的前提，是給每戶居民定下一個用水額度。

　　市節水中心主任劉紅舉例說，如果將每月用水指標按人頭算，一口人每月定額5噸水，三口之家每月就是15噸。“但由于人口流動大，三口人一個月不一定都住在一起，還可能有兩套房子，也可能把房子出租出去了。這樣一來，結果可能就會是，有的居民家庭指標定高了，有的指標就定低了，造成了不公平的情況。”

　　另外兩個關于定額的算法是，按家庭的居住面積或者按水龍頭數量來計算。“但每家每戶情況千差萬別，單位面積內居住的人口也不盡相同，這兩種算法就更容易造成定額不科學、不準確，引發不公平。”劉紅說。

　　目前，實行階梯水價的深圳市的居民用水定額為每戶20噸/月，實行超額加價。有環保機構曾對此定額標準質疑稱，正常情況下，每月20噸水對于一個三口之家是“花不掉的指標”。因為照此階梯水價實行下來，居民會自覺不自覺地認為自己每個月都沒用到規定的額度，無形中反而會誘發浪費水的行為。

　　劉紅認為，在北京實施階梯水價，首先就要考慮實施后的效果。這位節水中心官員表示，實行居民定額用水的準備工作，將包括前期基礎數據的測定和用水指標的衡量等，“但即便這些前期工作完成了，北京作為首都，它有著自己的特性，城市人口多，外來人口也多，一旦用水定額的施行出現偏差，一些負面的東西很可能就會隨之浮現出來。”

　　階梯水價的一波三折

　　政府投資缺位？

　　水價難攀“階梯”，學界也多有詬病。政府和自來水企業投資缺位，被認為是居民用水定額舉措難產主因。

　　長期關注水價政策的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政府回避投資責任，致使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各地的階梯水價成為空頭支票。

　　傅濤解釋，抄表到戶率，是能否實行階梯水價的前提之一。以一戶一表為基礎，一家一個計價水表，行業里稱為“抄表到戶”，但目前我國還沒有真正100%抄表到戶的城市。

　　“一戶一表的改造，不僅有一筆不小的費用，還有不小的阻力。”傅濤指出，抄表到戶的改造，本身就意味著改造過程中的漏損要由自來水公司負擔。“原來的一個大表，分成十幾個小表。一個大表的時候，出廠水和到戶水之間的差額(部分漏損)是由居民承擔的，而一戶一表的情況下，這些漏損就要由自來水公司承擔。”傅濤說，自來水公司顯然不愿承擔這筆改造費用，而讓居民自行承擔水表改造費用，也同樣不現實。

　　此外，較之現行的水價征收方式，階梯水價的抄表和收費均需更多工作量。現行情況下，自來水公司可以每兩個月抄一次表，而階梯水價就需要更加嚴格和準確的抄表和收費，頻率和由此產生的成本自會增加。

　　在傅濤看來，供水是一項公共服務，水表改造和計量方式二者產生的費用，這筆投資理應由政府來埋單。具體到北京，這位水業專家說，北京市的抄表到戶率在全國屬于前列，實行階梯水價的基本條件初步具備。他建議北京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方式，施行階梯水價。

　　但即使是試點，北京官方目前也沒有明確時間表。“北京水價上一次調整至今，時隔五年，而本次調整幅度又為歷次最高”，市水務局局長程靜告訴本報記者，但“估計三五年之內都無法全面施行”。目前本市仍在積極探索階梯水價的可行性。

　　在遠處苦候的階梯水價，面目也就愈發模糊，不可辨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