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后，中美經濟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借助于一系列政策扶持和內在優勢，當發達國家經濟仍在努力掙扎時，中國經濟率先站穩企好，中美經濟似乎存在一點溫差。

　　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

　　美國經濟是否還處于低谷？如何實現中美之間的貿易再平衡？后金融危機時代中美經濟合作的熱點在哪里？就這些問題，《財經國家周刊》專訪了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厲以寧教授。

　　《財經國家周刊》：從近期一系列經濟數據來看，美國經濟似乎還停留在底部區間，就業問題也不理想，在從危機到復蘇的過程中，美國經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厲以寧：經濟增長的周期跟就業的周期是不對稱的，經濟滑坡在前，上升也在前，就業問題滑坡雖然晚一點，但是上升是更晚的。美國從經濟角度看，是起來了，但是它的就業問題一直很嚴重，最近才稍稍有點好轉，這是第一點。

　　第二，美國的金融領域還不知道接下來會出什么問題，這是很難預料的。比如說最初的危機是兩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公司)危機，后來是雷曼銀行，現在又出了高盛事件，每次這種事件出來對它都是有影響的，影響的是人們的信心。

　　第三，美國跟西歐之間的關系是相當密切的，希臘危機出來后對美國經濟也有影響，希臘的影響可能還小一點，但下一個(發生危機的國家)是誰呢？下一個國家出問題后同樣會拖累美國經濟，直至影響美國的政策。

　　就業問題還很嚴重，信心因為金融監管方面出了問題而受影響，再加上國際因素的輻射，在這樣一種形勢下，美國經濟雖然起來了，但是沒有奧巴馬原來所設想的那么快。

　　《財經國家周刊》：你覺得美國的這種經濟現狀還要持續多長時間？

　　厲以寧：現在因素是不能確定的。假定西歐經濟進一步惡化的話，會影響到歐元的地位，再就是影響到美國的經濟。所以現在還在觀望之中。

　　《財經國家周刊》：在外界輿論看來，人民幣匯率問題很可能成為本輪中美經濟對話的一個焦點，你如何看待美方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

　　厲以寧：如果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一種壓力的狀態，給中國施壓的狀態，那么中國是不會屈服的。

　　你說我操縱匯率，你的根據呢？我們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那就表明了我們并沒有受政府的直接操縱，所以這個指責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國際上所用的購買力平價學說也好，或者均衡匯率理論也好，實際上這些都不能夠說明中國的匯率是在操縱之下的。

　　人民幣有來自國內的升值壓力，我們要考慮這一點。國內壓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會引起國際熱錢流入中國，于是資產市場就被人們所注意，而資產價格的哄抬對中國經濟是不利的。當人民幣升值了，就沒有升值預期了，沒有升值預期，國際資金就不會大量再向中國流了，這就是說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害處大于人民幣升值的害處。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人民幣不是不可以升值的，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第一個考慮。

　　第二個考慮，人民幣不升值的話，實際上對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利。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中國企業到國外去收購更容易。這是第二個壓力，大家都呼吁要走出去。

　　第三個考慮，人民幣升值會迫使企業加快自主創新、經濟轉型，就是說告訴企業，你想跟過去一樣躺在人民幣不升值的基礎上，這個日子已經不多了，你趕快抓住這個時間來自主創新。

　　所以人民幣升值不是沒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