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模式，助力著中國的騰飛，也塑造和改變著整個社會。“中國制造”背后，是千百萬農民工進入城市。就業問題、戶籍問題、勞動權益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中國制造”不僅讓這些社會管理層面上的問題浮出水面，更帶來整體社會結構的變動與調整。

　　長期以來，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探討，從未停止。從理論上講，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一旦這種探討進入實踐層面，便面臨巨大阻力。諸多阻力中，僅就業壓力一條，就足以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近來發生在制造業中與薪酬、生活環境、心理壓力等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從另一個角度引發人們對“中國制造”發展模式的深層思考。一方面，它進一步凸顯原有發展方式的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它也提醒我們，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需要重審經濟發展的方向，也需要加強社會領域的建設，實現經濟社會的“雙轉型”。這樣的發展路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整體性選擇。

　　如何認識“中國制造”轉型與實現充分就業的“對立沖突”？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形成合理的社會結構，探索更好的社會治理模式？如何促進“中國制造”背后千千萬萬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本期時事觀察從經濟與社會兩方面，探討“中國制造”的轉型。

　　勞動發展須超越“中國制造”

　　中國作為當代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如果宏觀就業壓力長期居高不下，轉型發展將會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實現充分就業之間的“對立沖突”，令許多人長期備感困擾，他們認為中國需要奉行勞動密集型戰略，繼續走“中國制造”的路子。然而，理性分析后可知，“中國制造”需要轉型，科技集約型戰略才是中國和諧發展的根本路徑。

　　“中國制造”面臨技術與效率雙重制約

　　一般認為，中國勞動力供給豐裕，而且價格低廉，實行勞動密集型戰略，既能發揮勞動成本優勢，也有利于實現充分就業。但作者認為并非如此。

　　首先是勞動密集可能更加昂貴。勞動密集往往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雖然中國工資水平低，但由其人力資本質量決定的勞動生產率更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不是低廉而是昂貴。美國經濟學家斯密德就認為：“低工資絕對不能等同于低廉勞動力。”對貿易競爭具有決定意義的勞動優勢不是工資水平，而是勞動效率，不能單純依據低工資水平而確認勞動成本優勢。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產品極為有限的“成本優勢”，絕對不是來自勞動力，而是源自長期廉價的資源供給和基本免費的環境污染，也即“價廉”根源于資源價格失靈和環境監管缺陷。

　　其次是勞動密集面臨技術剛性約束。在科技創新主導的全球化競爭經濟中，絕大多數產品無法依靠投入更多勞力來提供，而是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智能創造來完成。勞動替代技術僅局限于日益萎縮的極少數傳統行業，如果人為地通過勞動密集而強行替代，則必定會劣化產品性能，也無法創造出高附加值，更不能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繼續勞動密集的必然結果就是錯失創新轉型的發展機遇，不僅會支付高昂的機會成本，更會長期處于國際馬太效應的劣端。

　　勞動密集只能大量復制低質量勞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就業模式在逐步轉變，但這決不是近年來高就業壓力持續的根源。后者的主要成因在于：

　　一是存量原因。計劃經濟時期，累積了大量表面上有工作，而實際上是無效率或負效率的“隱性失業”人口，在改革開放的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時期被大量顯現。二是增量原因。由于人口增長慣性，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仍在增長，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年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所創造的新增就業機會，中國的就業壓力將會更大。三是制度原因。勞動粗放配置模式，難以完成勞動力從數量到質量的升級。由于轉軌時期的路徑依賴性，迄今仍未完成由勞動密集到科技集約的勞動就業制度變遷。

　　相反，正是勞動密集型模式制約了人口的和諧發展。由于勞動密集是低質量勞動力的粗放配置，難有勞動質量替代勞動數量的可能，而只能不斷復制出低質量勞動力，這嚴重而明顯地制約了中國人口的高質量發展進程。

　　勞動密集必定伴隨著工資低廉，中國工資長期低廉的必然結果，只能是發達國家長期受益而國內勞動者繼續受窮，導致經濟發展成果長期大量外溢，而不能為國內公眾所普遍內享，人口發展通道受阻。

　　人口發展不僅是一切發展的根本手段和關鍵路徑，更是所有發展的首要目的和終極指向，人的現代化是最重要的現代化。人口發展既需科學發展觀的民本理念，更需就業現代化的有效支撐，其核心訴求是提升人力資本質量，中國只有通過科技集約型勞動戰略，才有可能實現由人口大國到人才大國的卓越轉型。

　　科技集約戰略更能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人們普遍擔心：科技集約將會因“機器排擠工人”而導致失業加劇。事實可能正好相反：科技集約型戰略更能促進和實現充分就業。

　　首先是科技集約可以增加原有產業的就業機會。技術替代勞動導致失業加劇，只有在原有產業規模不變的情況下才會發生。而實際情況是：隨著技術大量替代勞動，必定出現產量遞增、成本遞減、價格下降，從而創造新的需求，繼之是需求拉動并擴大原有產業規模，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這正如美國管理學大師泰勒所說，每一次革新“所帶來的是所在行業工人生產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業，而是帶來了更多工作機會”。因為科技進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產業的發展水平，從而必定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優質勞動需求。

　　其次是科技集約可以催生新興產業從而開辟新的就業增長源。技術進步既能促進產業分工和催生新興行業，更能創造更加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工業革命以來爆炸式新增人口的就業機會，都是由這些新興產業部門提供的。勞動密集型主張的基點在于對既有就業蛋糕的分割，而不是著力于將就業蛋糕做大的機會創造，因而是一個弊多利少的發展陷阱。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指出：“技術的改變已經導致就業的結構性變化，但并沒有導致工作機會的凈損失。”科技集約和產業升級在短期中會有少量就業機會喪失，但由此所創生的就業機會增量，在抵消了短期損失之后，必定會出現更多的長期宏觀剩余。

　　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密集型戰略，看似“以人為本”，實際上卻是一個有害無益的偽命題。從“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加速推動科技集約型戰略，能夠實現發展轉型與充分就業的有機契合，具有長期的戰略選擇價值和發展優化意義，應置于中國未來發展序列的首要位置，與此有關的戰略轉型就成為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最重要的事情。(濟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俞憲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