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健認為，從民工荒的“用腳投票”，發展到停工、跳樓等惡性事件的“用手投票”，勞資矛盾互動已經逐漸醞釀出一種模式，即“停工——談判——達成協議”。

　　“這種方式，不同于我們自上而下推行的工資集體協商模式。成為一種沒有體制內正規組織領導，不在法律規范內運行的‘野貓式’停工，急需規制”，喬健說。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勞資矛盾是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矛盾之一，發達國家在相似的發展階段也出現過風起云涌的罷工潮。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在處理此類問題上的最重要經驗——在體制內解決問題，而不是讓工人去反體制。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常凱教授說，我國的勞動關系正在從“個別調整”向“集體調整”轉變，今后的勞資沖突將主要表現為“集體爭議”和工人的“集體行動”。

　　而目前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集體勞動爭議還沒有明確規制。僅有2008年11月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和諧勞動關系促進條例》作為地方性法規，對停工事件設立了30天“冷靜期”和“恢復秩序令”制度。

　　采訪中，本刊記者了解到絕大多數工人不贊成停工、跳樓、集體上訪等維權方式。他們認為維權還是要通過法律保護、工會服務、黨委政府關心、輿論監督等渠道。但目前體制內維權渠道還不暢通。江蘇鎮江一名模工戴玉峰說：“工人的訴求都是實實在在的事。體制內重視了，體制外就沒有市場了。”

　　翟玉娟表示，當前政府對勞資矛盾往往都是“事后被動介入”。“要轉變這種被動局面，當前應該把集體協商作為此類事件的‘減壓閥’，使勞動爭議通過集體談判解決”。翟玉娟說，“可明確規定集體協商的內容、程序，規范勞資雙方的集體談判行為。”

　　　執政能力“過大坎兒”

　　“勞資矛盾高發，是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必然會發生的問題。其他先發國家普遍遇到過這個階段，在中國發生也不意外。該來的遲早會來。”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劉春教授這樣認為。

　　勞方、資方、政府，構成了協調勞動關系的鐵三角。政府作為勞資矛盾的中間人、調停者，首先要做到立場不偏不倚。但長期以來，出于招商引資、拉動經濟的考量，“親商不親工”的問題在各級政府部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昆山市總工會主席顧志中說：“就怕一些地方政府將犧牲職工利益作為招商引資的籌碼，維護職工利益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劉春指出，“一些政府部門亟須在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基準下，調整自身定位，平等對待勞資雙方，回歸社會秩序和社會公平正義的裁判者、維護者的本職。”

　　對勞資矛盾過于麻痹、缺乏預判、缺乏經驗，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陷于被動的重要原因。翟玉娟說，一些地方政府對員工意見的預知、勞動糾紛的預防、群體性事件的預警不足，導致一些本可以在企業內部解決的問題，演變為社會事件，進而轉化為社會穩定問題。

　　“這提醒東部沿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外向型企業集中的地區，地方黨政部門應該有專人研究勞動關系動向，對產業調整、利益調整過程中可能對社會穩定形成沖擊的因素，進行戰略性、預見性、對策性研究”。劉春表示，“越是敏感問題，越要依法行政。不能沖動、憑想象行事。也不能期望憑借三五個簡單措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

　　在一樁樁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最該代表工人發聲的工會，卻往往讓人感覺話語缺失，甚至不被工人所尊重。“這暴露出體制運行的一個結構性短板，即事件一旦爆發就是‘書記’直接面對群眾。缺乏舒解矛盾、減少震動、溝通群眾的中間環節——社會組織”，劉春說。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健全聯系群眾制度，創新聯系群眾方式。而工會作為黨聯系群眾的橋梁，正可以發揮將職工組織起來、穩定住、傳遞訴求等作用。

　　“大家都應該解放思想，正面認識新形勢下工會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劉春指出，“在思想認識上要進一步糾偏。當前，黨領導的工會組織不是發展得過分了，而是還有很大作用空間。黨也可以從中得到更多來自群眾的支撐力量。”

　　“工會的改革應該從增加內部的民主性入手”。喬健認為，“工會不能辦成‘保險公司’，而應該搭建成職工會員自己的活動平臺，提高職工自愿結合性，加強內部民主，增加直選，走民主化、群眾化、社會化的路子。”

　　在利益結構復雜化、利益群體多元化的今天，緩解勞資矛盾，必然要求黨和政府綜合考量多方訴求，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表示，保障勞動者權益并非只是簡單的漲工資，還要兼顧其長遠利益。各級政府既要聽取勞動者的訴求，也要考慮企業的合理要求，同時還要保持社會穩定。

　　“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前景仍不明朗、國內經濟發展轉變的關鍵時刻，要在多方間尋求動態平衡。稍微應對失措便可能引發連鎖反映，影響未來發展大局。這是對黨‘駕馭市場經濟、構建和諧社會’能力的重大考驗”。劉春說，“現在的形勢，比2004年中央提出執政能力建設命題時要嚴峻得多。”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32年來，中國飛速發展的一個公認原因，在于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站在勞資關系“轉型”的新節點、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轉折點上，我們更要從以往應對風浪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在現有基本體制下，只要黨政主要領導重視，措施得當有力，立場不偏不倚，且能從群眾中汲取力量，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兒。勞資矛盾高發期也是如此”。劉春如是說。□(本文執筆：楊琳參與采訪：蔡國兆、劉大江、彭勇、項開來、葉超、朱旭東、楊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