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兌獎期能適當延長，棄獎事件將會減少很多。在一個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時代里，僅僅一個月的兌獎期實在是太短了。棄獎事件的不斷增多亦證明了這一點。

　　34歲的裝修工汪亮解7月29日在北京買完彩票就回安徽老家了，40多天沒看報紙，錯過兌獎期才知道自己中了500萬元。9月18日，汪亮解前往體彩中心，希望能要回一點安慰獎，在體彩中心拒絕支付之后，汪亮解做出了驚人之舉：他將訴諸法律，準備和體彩中心打官司，要回獎金。(9月20日《北京晨報》)

　　我注意到，媒體在報道此事時使用了“驚人之舉”四個字，這說明在很多人看來，過了兌獎期不能得到獎金是很正常的，每張彩票背后不都寫著清楚的兌獎期嘛。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全國至少有8個以上的500萬大獎被棄領，其他幾萬、幾十萬的中獎被棄領的就更多了，但大家都自認倒霉了，人們似乎還是頭一回聽說有人要為此打官司，因而顯得“驚人”。

　　然而法律專業人士對于彩票兌獎期的質疑卻由來已久。有人曾寫過《質疑彩票兌獎期合理性》的論文，認為彩票作為彩票購買者與彩票發行機構之間的合同關系，具備合同法上關于合同的所有要件，因此《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制度應該適用于彩票合同。彩票發行機構通過格式條款的方式排除訴訟時效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我們知道，適用格式條款的一般原則是：要么接受，要么走開。因而設置一定時限的兌獎期本身應該是合理的，而彩民購買彩票的行為，也應該視同接受了這一條款。但是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者撤銷”，因而彩票發行機構單方面規定28天或者30天的兌獎期，是否“顯失公平”卻是可以質疑的。《合同法》亦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

　　應該明確，真正明知獲獎而故意不領獎的“棄獎人”極少，目前發生的所有棄獎都是“視同棄獎”，其中多數是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兌獎期。如果這個兌獎期能適當延長，那么棄獎事件將會減少很多。在當前這樣一個人口流動日益頻繁的時代里，僅僅一個月的兌獎期實在是太短了。棄獎事件的不斷增多亦證明了這一點。

　　我在網上搜索到了一些國外的棄獎事件，比如2006年英國一張1000萬英鎊獎金的巨額中獎彩票逾期無人兌獎，2003年美國佛羅里達州3月期的彩票頭獎5000萬美元無人認領。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兩起事件中事主錯過的兌獎期都是6個月。而6個月到1年的兌獎期限，實際是彩票業的“國際慣例”。為什么我們不跟這樣的“國際慣例”接軌呢？

　　另外一個同樣值得討論的問題是，被棄領的這部分獎金，誰擁有所有權？我國的規定是，棄獎自動進入獎池作為“調節基金”。而國外的通常做法是，獎金會作為善款自動捐獻給慈善組織。換句話說，等于是獲獎人慷慨無私地捐贈了一筆巨款，獲獎人事后即使無法領獎，但依然可以驕傲地向人們宣布自己的善舉。對于獲獎人而言，這至少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而不至于像汪亮解那樣認為“彩票發行機構私吞了自己的錢”。將棄獎捐贈給慈善機構，排除了“設兌獎期以私吞獎金”的嫌疑，應該是兌獎期獲得合理性的必要前提。(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