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報告傳遞一個明確的精神，推動共享性的經濟成長。全面小康的建設目標應該是整體的改變，而不僅僅是某些群體的改變；應該是城鄉百姓共同改善，而不是城鄉差距的擴大；應該是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不是收入水平的不平衡；應該是經濟、文化、政治生活多方面的提升，而不僅僅是GDP總量的提升。

　　作者認為：3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的GDP總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全面小康強調經濟增長中的“共享”，使我們的經濟增長成為“共享性”發展目標。“共享性”的經濟發展一定會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新的水平，對發展經濟學作出理論和實踐的貢獻。

　　□左小蕾

　　十七大開幕，經濟發展的共享性成為最清晰的發展目標。共享性的經濟發展方式和以共享性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觀念，應該是此次報告中最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之一。

　　“共享性”目標推動經濟學發展

　　從理論上來說，經濟的增長可以產生“波及效應”來解決弱勢群體和貧困問題。但是，大量的實踐證明，“發展”的輻射效應并不是“自動”完成的。總的GDP增長和人均GDP增長，并不意味著增長的分配隨著總量的提升和人均水平的改變而“平均”提升，并不必然帶來收入水平的普遍提升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

　　上世紀中期，曾有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達到了聯合國所規定的發展目標，但是這些國家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沒有改變。經濟學家們發現，過去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通常是以犧牲農業和農業發展為代價來強調迅速地工業化。由此帶來的高收入階層產生在城市，貧困人口大多數在農村。工業財富積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落后農村的波及效應、輻射效應不明顯。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結構二元性成為一種普遍現象，財富逐漸增加的富裕階層和貧困階層共存；現代大工業，資本密集的工業，與勞動密集小規模的市場活動及個體勞動共存。還有研究表明，二元社會中較強的或“優越”的組成部分的增長，有壓制較弱或者較“低劣”的部分的現象，不排除甚至前者的優越是以犧牲后者的利益為代價的，進一步拉開收入的差距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經濟學家于是開始反思“發展”的定義。“發展”不等同于“經濟增長”，應該在經濟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把對削減普遍的絕對貧困、縮小收入差距以及降低失業率考慮進去。于是，著名的發展經濟學教授達德利·希爾斯先生，提出了發展的意義的基本問題。“一國的發展方面的問題是：貧困情況怎樣？失業的情況怎樣？不平等的情況怎樣？如果這三方面都顯著地減少了，那么毫無疑問，該國處于發展階段。如果這些中心問題中某一個或兩個問題變得更糟了，尤其是三個問題都變得更糟了，那么稱這種情況為發展是會令人困惑的，哪怕是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共享成長”的發展觀，應該是對發展經濟學的一種貢獻。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能保證較低的絕對貧困程度。僅僅側重提高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以預期和期望逐漸增加國民收入來改善弱勢人群生活水平是遠遠不夠的。真正有效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的利益和好處，要全面惠及整個社會和各層次的人群。

　　“共享性”發展將帶來革命性變革

　　“共享性”的發展應該不僅僅是城鄉共享，不僅僅是這一代人“共享”，還應該是代代“共享”。這要求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要求經濟的增長是穩定長期的。“共享性”的發展觀念上的革命性的轉變，要求進行制度性的變革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

　　首先，持續的“共享性”要求針對導致過度投資的資源配置非市場化的制度性原因進行改革。政府職能的轉移是市場化配置資源的重要體制因素。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資源是資金、土地和勞動力。因為政府職能和財政預算體制的問題，地方政府利用權利配置資源，不是最大化資源的收益，扭曲了市場各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帶來過度投資、產能過剩、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公平的招商引資政策等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政府職能的轉移，應該大大促進市場化配置資源機制的完善，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實現“降低投入保持增長”的制度性貢獻。

　　其次，對導致高貿易順差的國內高“儲蓄-投資”差異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從理論上來說，如果政府、企業和居民行為都能按照經濟規律正常循環，調整“儲蓄-投資”的結構，縮小“儲蓄-投資”差異，最后會達到外貿平衡，進而達到國內儲蓄＝投資的經濟的“充分就業”的理想的整體平衡。一般來說，在“儲蓄-投資”的差異和貿易順差降低的同時，消費會相應增長，促進更多依靠內需而不是外需推動經濟增長，推動投資增長和依賴外需增長的模式向消費增長模式的轉移。國際收支不平衡和國內外經濟失衡帶來的國際國內的矛盾，在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過程中會得到部分緩解，經濟會更穩定發展。

　　第三，“共享性”要求對消費增長平緩的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社會保障體制作相應的完善。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費增長是與收入增長密切相關的。收入分配有兩個層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資，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轉移支付。我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進有很大的空間。根據邊際收入傾向理論，低收入群體的工資收入改善對消費增長的作用比較明顯。減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針對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體在內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應該對促進消費增長有非常實質性的作用。

　　第四，“共享性”發展要求保護環境使經濟增長更具可持續性。我們的自然生態環境已經為“不顧一切”的高增長付出了代價。如果我們能夠逐漸恢復自然生態，或者減少進一步的污染和破壞，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和自然的和諧將會帶來經濟的和諧。

　　最后，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包括技術效率的提升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最主要的因素。技術進步提高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是被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了的。現階段，如果我們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較大的技術突破，同時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短期內可以緩解能源短缺的瓶頸，長期可以解決能源限制這一經濟增長的最大約束條件。

　　我們堅信，“共享性”發展帶來的制度性改革，一定能夠像改革初期那樣靠制度進步的“紅利”，實現新的層次上的“低投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增長。我們期待“共享性”的發展觀念帶來的又好又快的經濟增長，帶來可持續的長期的“共享性”的經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