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9月份短暫回落后，10月份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再沖高點：10月CPI同比上漲6.5%，高于9月份的6.2%，從環比指數看，比上月上漲了0.3%。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上漲3.2%，連續第三個月回升，高于市場預期的3.0%。預計今年全年CPI將在4.5%以上，而明年將持續高企。(新華社11月13日電)

　　人們得逐漸習慣在高通脹與高增長的環境下生活，原因是經濟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貨幣與資源、原材料價格同時感受到了來自國內外的壓力，而以壓低生產要素、保持低價資源與低工資的辦法已經行不通了。

　　考慮到中國的就業、城市化等種種社會問題，GDP最低必須保證在8%以上，要保證這一發展速度，中國的資源、消費等就會維持大幅增長。這并非中國特有的現象，后發國家走的大多是同樣的道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對外面臨本幣升值壓力，對內通脹高企之路。加息并非應對這一局面的最佳手段，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對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保證經濟社會和諧發展，是應對CPI上升的重中之重。

　　應對CPI上升有兩條路。一是提高人力成本，加強社會保障，保證分配公平，把物價上升對普通居民的影響降到最低。如果人均收入能超過CPI的上升幅度，物價的上漲就會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近兩年我國人力成本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以10以上的比例提高，從表面上看，物價上漲、收入上漲造成了貨幣驅動型與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但由于人均收入隨之上升，也就意味著個人的消費能力、生活品質沒有隨物價上漲而下降，消費物價名義價格上漲而不是真實價格上升。

　　目前的問題在于，社會保障仍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從收入增長差異來看，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上升到0.46，顯示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因此，使中低收入階層收入趕上通脹增幅，是通脹壓力之下的首要問題。如果大多數居民的社會保障不健全，導致的結果就是，居民應急性的儲蓄居高不下，這些儲蓄在資本時代快速縮水，收入差距更大；高收入階層對消費不敏感，大部分中低收入階層無力消費，內需無法拉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無法從出口、投資拉動轉向內需、出口拉動的根本性轉變，既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又對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不利。

　　第二個方法是在實施短期資本項目控制的情況下，適當放大人民幣的升值幅度。目前我國的通脹部分是輸入性風險，如以較低的人民幣購買國外不斷上漲的高價資源，由于資源上漲難以見頂，人為放大了通脹風險，使國外資本分享了最大份額的人民幣紅利。在資源進口依賴日盛的情況下，適當提高人民幣的價格，對降低我國工農業生產成本有利。

　　當然，這會造成另一個風險，就是海量國際資金追逐人民幣資產，造成人民幣在短期內急升，而在國際資金退潮后呈現崩潰性下跌，重演東南亞金融風暴一幕。但中國引入的是長期國外資本，政府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并且還在源源不斷的增加過程之中。目前，只要在控制住資本項目的情況下，放開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也能像印度的匯率改革一樣取得穩步成功。

　　為了應對CPI而加息務必慎重，加息會使人民幣“洼地”積蓄過多的資金之水，同時對中小企業與普通居民的個人信貸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而對資源性與壟斷性企業毫發無損，既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病癥，也不能使民眾的生活品質得到保證，更無法解決由基礎貨幣發行而來的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加息會使通脹風險擴大，而不是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