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開放大國的經濟運行情況，與外部經濟的關聯度越來越高———

　　即將到來的2008年，中國經濟將呈現怎樣的走勢？上周，一場以回顧和展望為題的中國經濟論壇在滬舉行。有趣的是，與會的中外經濟學家在回顧總結2007年，展望預測2008年中國經濟時，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另一個經濟實體——美國。次級債危機凸現，國際經濟下滑，各種各樣的外部經濟變量對中國影響幾許？

　　次級債余波來襲？

　　次級債，這個2007年度圍繞美國經濟出現的高頻詞匯，是否會隨著2007年的收尾而逐漸淡出？

　　經濟學家們紛紛指出，次級債絕不只是美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其影響也不會在短期內就漸漸平復。據預測，2008年起，次級債的后續影響將持續顯現，波及大洋這頭的中國也是意料之內。由于次級債原因，美國經濟明年將進一步走低，這一點成為與會許多經濟學家的共識。有學者進一步論述，明年全球范圍內，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會放慢，源頭就在美國，肇始因素就是次級債。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分析次級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時指出，明年世界經濟將呈現半冷半熱：發達國家經濟可能遇冷，但發展中國家經濟則會趨熱，這其中就包括中國。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指出，次級債效應是逐步釋放的。美國的有關資料顯示，次級債效應將從2008年到2010年之間逐步釋放，影響范圍將從美國國內蔓延到歐盟等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使得這些地區的經濟走弱，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國的出口市場受到影響。

　　美林證券亞太區經濟學家陸挺則給出了更為具體的預測，他認為，美國經濟每少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就會少增加0.3個百分點。

　　也有觀點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經濟區受美國經濟放慢的影響相對會較小。因為中國對美國的依存度越來越低，我國對美國的出口5年來持續下降，而對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歐盟的出口則在增加。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樊綱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中國經濟的周期到目前為止相對獨立。美國消費品市場的衰退確實會影響我國出口，但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沒有以前那么大。

　　美元貶值的“多米諾”效應

　　美國經濟是冷是熱，決定著國際熱錢的走向，美元貶值引發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延伸到中國資產價格的漲跌、中國通貨膨脹的情況。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判斷，美元持續貶值將推高新興市場資產價格。他指出，如果把中國資產價格長期上漲的過程看作一場“夜宴”，那么這場夜宴預計要在10年后才結束。而中期的“午宴”何時結束，要看國際資金流動，看美元變化。1995年，美國出現IT亮點，美元開始升值，大量美元資金回流。但不久后IT泡沫破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2001年起，美元開始貶值，大量資金再次流入中國等新興市場。與上世紀90年代不同的是，本次資金流入中國市場，是以證券投資為主，而非債務流入。因此，如果這次資金大量流走，最先遭殃的可能是股民。許多歷史經驗表明，只要有資金大量流走，就會帶來金融危機。

　　截至目前，亞太新興市場的凈流入資金量已超過1995年的高峰，此后還會有多少資金流入，這和美元還有多大貶值空間直接相關。美元幣值何時算到谷底，美國經濟何時將觸底反彈？謝國忠認為美國房地產見底是一個重要信號。而據預計，美國房價調整周期會很長，還將進一步下降。根據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房價下跌的情況推算此輪下跌，美國房價在未來2年中仍將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實際有效匯率還有15%左右的貶值空間才能達到均衡，2008年很難看到美元反彈。

　　美元貶值將對中國持續帶來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在美元貶值背景下，美元貶值推高了石油、黃金等以美元計算的大宗商品的價格。國際油價上漲，將對中國明年的CPI指數帶來影響。陸挺指出，如果說今年我國的CPI上漲屬于食品引領的結構性問題，那么到明年，食品因素平緩后，原油價格高企可能引起成品油價格上調頻率提高，能源將成為CPI上漲重要壓力之一。這就是說，美元話語格局的外部經濟環境，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會更顯現。

　　開放環境下的政策設計

　　論及美國經濟的影響力，謝國忠打比方說：“美國打個噴嚏，發展中國家就要感冒。”這樣說或許有些夸張，但至少說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與美國為代表的外部經濟體的關聯度越來越高。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又會如何選擇？

　　周振華指出，大國開放條件下，政府出臺的宏觀調控的效果正在減弱。他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基于投資推動的。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并行疊加的階段，城鎮化初期必然有大規模的投資，而工業化進程中也勢必對重化工業大量投資。其次，大規模投資靠壓貸款是無法壓住的。因為企業用于投資的錢是更多地來源于自身的利潤，地方政府則基于高稅收能力基礎進行大投資，都不是依賴貸款進行投資。加上今年資本市場大發展，宏觀調控對抑制貸款投資的作用變得越來越有限。另外，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儲蓄和投資的基本結構也是癥結。高儲蓄率意味著內需消費相對較少，勢必帶來高出口、高投資。

　　單靠壓貸款壓不住投資，單靠控制貨幣發行也很難抑制流動性過剩。還有一種調控手段，就是壓貿易順差。周振華指出，中國目前還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大量勞動力需要就業崗位，如果貿然采取強硬措施壓貿易順差，會影響到農業勞動力轉移。另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手段之一。從長遠看，這對啟動內需、對社會和諧都有好處。但就目前而言，發達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創造的科技優勢已經減弱，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還沒有起來，當前全球經濟已從科技競爭轉化為成本競爭，只要是低成本的國家或地區，都會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因此中國勞動力成本如果增長得過于迅速，必然將喪失比較優勢。

　　可以說，單純采取目前使用的這些措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必然存在問題，效果也未必理想。周振華指出，在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減弱的情況下，政策設計應該更加全面、綜合，調控政策的視野應該從國內轉向世界。

　　專家認為，有幾招可能會更有效果，一是節能減排，二是土地控制，這兩條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投資沖動，對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或有幫助。專家還提出，在目前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政府的投資行為應該從項目投資轉向實物投資、人力投資，尤其是對人才教育的投資，將影響深遠。政策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很重要。當前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相對較少，加大保障力度，特別是基本保障，對刺激消費需求會有一定作用。(記者 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