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開放大國的經濟運行情況，與外部經濟的關聯度越來越高———

　　即將到來的2008年，中國經濟將呈現怎樣的走勢？上周，一場以回顧和展望為題的中國經濟論壇在滬舉行。有趣的是，與會的中外經濟學家在回顧總結2007年，展望預測2008年中國經濟時，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另一個經濟實體——美國。次級債危機凸現，國際經濟下滑，各種各樣的外部經濟變量對中國影響幾許？

　　次級債余波來襲？

　　次級債，這個2007年度圍繞美國經濟出現的高頻詞匯，是否會隨著2007年的收尾而逐漸淡出？

　　經濟學家們紛紛指出，次級債絕不只是美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其影響也不會在短期內就漸漸平復。據預測，2008年起，次級債的后續(xù)影響將持續(xù)顯現，波及大洋這頭的中國也是意料之內。由于次級債原因，美國經濟明年將進一步走低，這一點成為與會許多經濟學家的共識。有學者進一步論述，明年全球范圍內，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會放慢，源頭就在美國，肇始因素就是次級債。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分析次級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時指出，明年世界經濟將呈現半冷半熱：發(fā)達國家經濟可能遇冷，但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則會趨熱，這其中就包括中國。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華指出，次級債效應是逐步釋放的。美國的有關資料顯示，次級債效應將從2008年到2010年之間逐步釋放，影響范圍將從美國國內蔓延到歐盟等經濟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使得這些地區(qū)的經濟走弱，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國的出口市場受到影響。

　　美林證券亞太區(qū)經濟學家陸挺則給出了更為具體的預測，他認為，美國經濟每少增加1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就會少增加0.3個百分點。

　　也有觀點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經濟區(qū)受美國經濟放慢的影響相對會較小。因為中國對美國的依存度越來越低，我國對美國的出口5年來持續(xù)下降，而對世界上其他地方如歐盟的出口則在增加。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樊綱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中國經濟的周期到目前為止相對獨立。美國消費品市場的衰退確實會影響我國出口，但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沒有以前那么大。

　　美元貶值的“多米諾”效應

　　美國經濟是冷是熱，決定著國際熱錢的走向，美元貶值引發(fā)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延伸到中國資產價格的漲跌、中國通貨膨脹的情況。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判斷，美元持續(xù)貶值將推高新興市場資產價格。他指出，如果把中國資產價格長期上漲的過程看作一場“夜宴”，那么這場夜宴預計要在10年后才結束。而中期的“午宴”何時結束，要看國際資金流動，看美元變化。1995年，美國出現IT亮點，美元開始升值，大量美元資金回流。但不久后IT泡沫破裂，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2001年起，美元開始貶值，大量資金再次流入中國等新興市場。與上世紀90年代不同的是，本次資金流入中國市場，是以證券投資為主，而非債務流入。因此，如果這次資金大量流走，最先遭殃的可能是股民。許多歷史經驗表明，只要有資金大量流走，就會帶來金融危機。

　　截至目前，亞太新興市場的凈流入資金量已超過1995年的高峰，此后還會有多少資金流入，這和美元還有多大貶值空間直接相關。美元幣值何時算到谷底，美國經濟何時將觸底反彈？謝國忠認為美國房地產見底是一個重要信號。而據預計，美國房價調整周期會很長，還將進一步下降。根據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房價下跌的情況推算此輪下跌，美國房價在未來2年中仍將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實際有效匯率還有15%左右的貶值空間才能達到均衡，2008年很難看到美元反彈。

　　美元貶值將對中國持續(xù)帶來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在美元貶值背景下，美元貶值推高了石油、黃金等以美元計算的大宗商品的價格。國際油價上漲，將對中國明年的CPI指數帶來影響。陸挺指出，如果說今年我國的CPI上漲屬于食品引領的結構性問題，那么到明年，食品因素平緩后，原油價格高企可能引起成品油價格上調頻率提高，能源將成為CPI上漲重要壓力之一。這就是說，美元話語格局的外部經濟環(huán)境，對中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會更顯現。

　　開放環(huán)境下的政策設計

　　論及美國經濟的影響力，謝國忠打比方說：“美國打個噴嚏，發(fā)展中國家就要感冒。”這樣說或許有些夸張，但至少說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與美國為代表的外部經濟體的關聯度越來越高。在此情況下，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又會如何選擇？

　　周振華指出，大國開放條件下，政府出臺的宏觀調控的效果正在減弱。他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是基于投資推動的。中國正處于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并行疊加的階段，城鎮(zhèn)化初期必然有大規(guī)模的投資，而工業(yè)化進程中也勢必對重化工業(yè)大量投資。其次，大規(guī)模投資靠壓貸款是無法壓住的。因為企業(yè)用于投資的錢是更多地來源于自身的利潤，地方政府則基于高稅收能力基礎進行大投資，都不是依賴貸款進行投資。加上今年資本市場大發(fā)展，宏觀調控對抑制貸款投資的作用變得越來越有限。另外，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儲蓄和投資的基本結構也是癥結。高儲蓄率意味著內需消費相對較少，勢必帶來高出口、高投資。

　　單靠壓貸款壓不住投資，單靠控制貨幣發(fā)行也很難抑制流動性過剩。還有一種調控手段，就是壓貿易順差。周振華指出，中國目前還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大量勞動力需要就業(yè)崗位，如果貿然采取強硬措施壓貿易順差，會影響到農業(yè)勞動力轉移。另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手段之一。從長遠看，這對啟動內需、對社會和諧都有好處。但就目前而言，發(fā)達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創(chuàng)造的科技優(yōu)勢已經減弱，新一輪的技術革命還沒有起來，當前全球經濟已從科技競爭轉化為成本競爭，只要是低成本的國家或地區(qū)，都會有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因此中國勞動力成本如果增長得過于迅速，必然將喪失比較優(yōu)勢。

　　可以說，單純采取目前使用的這些措施，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必然存在問題，效果也未必理想。周振華指出，在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減弱的情況下，政策設計應該更加全面、綜合，調控政策的視野應該從國內轉向世界。

　　專家認為，有幾招可能會更有效果，一是節(jié)能減排，二是土地控制，這兩條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投資沖動，對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或有幫助。專家還提出，在目前經濟高速發(fā)展的情況下，政府的投資行為應該從項目投資轉向實物投資、人力投資，尤其是對人才教育的投資，將影響深遠。政策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很重要。當前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相對較少，加大保障力度，特別是基本保障，對刺激消費需求會有一定作用。(記者 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