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雙方要站在戰略的高度，在維護彼此重大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共同做出一些讓步，以防止未來可能出現的“雙輸”局面

　　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12月13日在北京落下帷幕，對話所取得的31項共識成果，為今后6個月將要開展的工作制定了優先排序。但縱觀此次對話之前、之中與之后雙方的利益關切和政策宣示，不難看出兩國政府仍存在重大分歧。考慮到這些分歧背后所體現的戰略意義，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分析。

　　三大領域分歧嚴重

　　具體而言，中美兩國在戰略經濟對話方面的分歧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如何看待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定位。中國對戰略經濟對話的定位一貫明確，借助這個機制討論長期性、戰略性和宏觀性的問題。美國雖然原則上也同意這一定位，但在對話過程中，往往更為強調短期性、政策性和微觀性的具體問題。這充分反映了美國的矛盾心態。一方面，美國希望表現出高姿態，突出戰略經濟對話的非施壓性以爭取中國政府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在高姿態背后，其內心又特別渴望在具體領域能實現美國的實際利益訴求。

　　除了對機制定位的認知差異外，更大的分歧還表現在具體議題上，這也是人們更為熟悉和關注的。從第三次戰略對話的聯合情況說明看，金融市場開放、經濟平衡增長和投資政策是三個最主要的分歧領域。金融市場開放方面，美國不滿意中國銀行業外資參與和證券業對外開放步伐，所以中國承諾在規定期限內進行研究評估并提出政策建議。而中國對于美國對華金融市場開放也進行了反施壓，因此美國同意無論是對中資銀行在美設立分行，還是中國證券投資機構在美開展業務都實施國民待遇。

　　顯而易見的是，承諾也好，同意也罷，其實都是分歧的產物。另外，在經濟平衡領域以及投資政策方面，聯合情況說明中所使用的是“磋商”“交流”“討論”“評估”“溝通”“會談”甚至“視頻會”等詞語，都異常清晰地表明中美兩國在這兩大議題上遠未取得一致和共識，而更多只是表達了一種合作的意愿。特別需要指出，本次聯合情況說明沒有一處談及人民幣匯率問題，這種反常情況不僅不能說明兩國在該問題上已經取得任何程度的共識，而且恰恰表明兩國分歧嚴重——嚴重得無法將其放在聯合聲明中，因為任何一種表達措辭都可能會遭致某一方的不滿。

　　美國需要承擔更多責任

　　分歧的產生從來都是當事各方共同造成的，但還是有一個誰承擔更多責任的問題。就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分歧而言，恐怕美國要負更多的責任，原因大致有如下三點：

　　第一，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之間的分裂。在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戰略經濟對話機制處理對華貿易摩擦上，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的意見并不一致。國會的總體意見是希望在其關切的問題上直接對華施壓，而行政部門認為對華施壓不僅難以奏效，反而會遭致中國強烈反對，進而有損美國根本經濟利益。在行政部門的堅持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成為現有的中美溝通平臺。對于如何利用這一平臺，行政當局和國會的分裂更為明顯。后者通常希望每一次對話都能產生重大成果，而前者則試圖事先就降低這種并不十分實際的預期。在兩者存在嚴重分裂的情況下，美方對華戰略目標就會出現搖擺。一會兒國會的意見成主導，一會兒行政當局占上風。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缺乏連續性和一致性。

　　第二，對中國的過分要求。美國十分清楚，其在人民幣匯率以及金融市場開放等方面的“建議”，一則缺乏明顯合理的理由，二則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三則嚴重超越了中國所能承受的能力。換言之，于理于力都無法被現階段的中國所接受。但美國仍然樂此不彼，或通過施壓，或通過勸說，希望中國能夠答應。如果中國拒絕，就動輒責怪中國不配合，或者威脅施以制裁。

　　第三，置身事外，而期望中國承擔美國自身所應該承擔的部分政策責任甚至道義責任。不可否認，美國對華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的狀況，但誘發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即使中國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但美國首先必須承認并且切實解決自己的問題。例如毫無限制的國內消費需求、屢創歷史新低的家庭儲蓄率、不加抑制的政府預算赤字以及不可思議的對華出口控制。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在上述四個方面中的任何一點取得重大進展，都會有助于對華逆差的減少和全球經濟的平衡。但問題在于，美國如此推卸責任，又怎能要求中國來獨自承擔呢？

　　合作共贏是必由之路

　　指出中美之間仍然存在的重大分歧，并且列出分歧產生的美方因素，并不是新一輪相互指責的開始。相反，這是一種坦誠的表現。只有深入認識到分歧所在和問題關鍵，才可能為未來可能的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中美兩國都必須意識到，中美經貿關系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議題，而是與政治和安全密切相聯的。各自國內政治的紛擾，彼此戰略評估的模糊以及外來突發事件的沖擊，都會嚴重影響和制約兩國正常貿易關系的開展。

　　正因為如此，并且考慮到中美貿易關系對于兩國的極端重要性——美國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對象和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兩國政府更應該從戰略的高度來解決現有的貿易爭端，維護雙邊經貿關系的良性發展。

　　之所以這么說，是考慮到明年美國總統大選。如果出現一個貿易保護立場強烈的民主黨總統，再加上一個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完全有可能被強行終止。屆時，即使中美經貿關系不出現劇烈沖突，一定程度的動蕩也將不可避免。這種情況當然非雙方政府所樂見。所以，中國政府和這一屆美國行政當局要站在戰略的高度，達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在維護彼此重大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共同做出一些讓步，通過形成更多成果的方式來表明戰略經濟對話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以防止未來可能出現的“雙輸”局面。【作者】宋國友(作者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