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通貨膨脹，應該是非食品價格在加速全面上漲，同時，經濟增長越快的地區(qū)通脹率越高。而目前我國的此輪物價上漲的根本動力來自于食品價格的劇烈變動，同時，經濟增長快的區(qū)域，物價增長較慢，相反，經濟增長慢的區(qū)域，物價漲幅較大。

　　此外，我國此輪價格上漲也包含著價格結構的合理調整，也就是此輪物價上漲是由于農產品和其他資源、要素價格的合理回歸(或市場矯正)而引起的。這與貨幣供應量發(fā)行過多而引起的貨幣貶值過程明顯不同。

　　2007年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均創(chuàng)本輪經濟周期以來的新高，正因如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兩防”目標，即防止經濟出現(xiàn)全面過熱及防止出現(xiàn)明顯的通貨膨脹。2007年7月份，CPI增幅突破5%，之后四個月均處于6%以上，物價加快上升的趨勢相當明顯，且程度強于2004年，而且工資、原料成本上升也較為明顯，一些人開始擔心我國又要出現(xiàn)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高通脹趨勢。一些專家甚至斷言，全球新一輪高通脹趨勢正在形成。不過我們相信，當前物價上漲是結構的，并不意味著已出現(xiàn)全面的通貨膨脹。

　　此輪物價上漲的結構性表現(xiàn)在以下兩大方面：一是物價加速上漲的根本動力來自于食品價格的劇烈變動。2007年1月-11月累計CPI增長4.6%中，食品價格上漲貢獻超過了80%，非食品價格上漲的貢獻不到20%。而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又是由于受一些糧食產品價格較快增長和肉類價格(主要是豬肉出現(xiàn)嚴重的供不應求問題)大幅攀升的帶動。食品價格上升一部分是由于一些原料產品供給的沖擊(如豬供給量大幅減少)，另一部分是由于農產品貿易條件惡化及比較優(yōu)勢的變化而導致的農產品價格長期偏低后的回歸。從這兩方面的原因看，這種價格上升具有相當大的合理性，與貨幣供應量增長沒有什么關系。與此相應的非食品類價格(核心通貨膨脹率)增長率一直不高，2004年以來非食品價格月度增長率一直在0.5-1.5%之間波動，沒有出現(xiàn)加速增長的任何跡象。非食品價格上漲是經濟增長內在的價格增長，明顯的通貨膨脹一定是這部分在加速上漲。以2007年為例，CPI的八大構成中，呈“五漲三落”的態(tài)勢，1-10月累計，衣著類同比下降1.3%，交通通訊下降了1.7%，文化娛樂下降0.5%。家庭設備用品類、醫(yī)療保健類漲幅均不足2%。因此，這不是全面通脹。

　　二是經濟增長快的區(qū)域，物價增長較慢，相反，經濟增長慢的區(qū)域，物價漲幅更大。就城鄉(xiāng)而言，農村物價漲幅明顯高于城市，而且在城市中，大城市的物價漲幅低于中小城市。如2007年1月-10月累計，農村CPI增長為5%，比城市高0.9個百分點；1月-9月累計36個大中城市CPI增幅為3.2%，比全部城市平均值低0.7個百分點。這主要是由于農村恩格爾系數(shù)明顯高于城市，在物價增長主要是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時，農村的CPI增長必然會高于城市。中小城市物價高于大城市也是由于其恩格爾系數(shù)較高。就區(qū)域而言，發(fā)達地區(qū)CPI增幅小于中西部落后地區(qū)。如2007年1月-9月，北京、廣東等發(fā)達地區(qū)CPI分別增長1.6%、2.5%和3%，而云南、貴州、四川、青海、廣西、湖南等中西部地區(qū)CPI增幅均超過5%。從經濟增長率來講，本輪經濟增長中，基本上是大城市快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又快于農村，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快于中西部，如果是典型的通貨膨脹，應該是經濟增長越快通脹率越高。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當前的物價上漲并不是全面的通脹。

　　結構性的物價上漲還有一層意義需要強調，即價格上漲包含著價格結構的合理調整。也就是此輪物價上漲是由于農產品和其他資源、要素價格的合理回歸(或市場矯正)而引起的。這與貨幣供應量發(fā)行過多而引起的貨幣貶值過程明顯不同。另外，就物價與收入增長的對比來講，明顯的通脹必然降低購買力水平，但最近階段所引起的購買力下降并不明顯，2001年-2006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1%，同期物價增長1.4%，實際增長9.5%，2007年1月-9月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3.2%，CPI增長4.1%，實際增長8.7%，即購買力略有下降。不過，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對中低收入階層的購買力影響很大，因為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長慢，而且其恩格爾系數(shù)高，在同樣的價格水平下，其購買力下降會相當明顯。如2001年-2006年，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高收入戶年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6.5%、8.5%、9.7%、11.1%和14.5%。正因為如此，中低收入以下群體對物價上漲的感受最深。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一方面努力抑制食品價格過快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力度。

　　治理結構性物價過快增長，不能僅靠傳統(tǒng)的升息等抑制總需求的辦法，而要多管齊下。首先，要繼續(xù)小幅升息，逐步改變實際負利率的狀況，抑制仍然過強的投資需求。不過，由于今年先后六次加息，我國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與中期均衡利率水平越來越近，我們估計中期均衡利率水平在4.5%左右，因此，未來升息的空間也不大；二是增加短缺農產品的供給，提高農業(yè)的技術進步率，抑制農產品價格過快增長。增加短缺農產品的供給，一方面要增加技術投入，提高農產品的自給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對農村水利及其他基礎設施的投資，改善農業(yè)、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同時，要加強國家對重要農產品儲備的調節(jié)作用；三是增加對城鎮(zhèn)和農村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補貼。提高城鎮(zhèn)最低生活標準，解決城鎮(zhèn)最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難；四是通過信息引導、規(guī)范市場行為，減弱通脹預期。我們承認通脹預期對通脹的強化作用，但如果實體經濟總體并不存在供不應求的局面，持續(xù)而明顯的通貨膨脹也是難以發(fā)生的。除部分農產品外，目前我國大多數(shù)工業(yè)品是供大于求的，并不存在長期性內在大幅漲價條件；五是抑制公共服務品(如教育、醫(yī)療)和壟斷型產品或服務的“搭車”漲價。(王小廣 發(fā)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