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政策的有限性必須得到正視，要素價格仍被扭曲和居民內需比重(而非絕對值)下降決定單一的升值手段對遏制通脹效果不大。

　　本周，人民幣兌美元突破了7.27關口，年初四個交易日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達到0.483%。

　　日前，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全球油價高企、國內通脹、國內巨額貿易順差和部分國內金融機構大規模拋售外匯，都是可能促成當前人民幣快速升值的主要原因。

　　輸入型通脹給國內經濟帶來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正在不斷凸現，人民幣升值對于緩解甚至遏制這種輸入型通脹的效用變得越來越明顯，在學界利用匯率升值來預防和緩解輸入型通脹的建議也越來越突出。

　　但是，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通脹壓力的穩定性和實際效果可能并不會太理想，匯率政策的有限性必須正視，要警惕過度夸大其效用。

　　要素價格管制牽制升值效果

　　確實，對于要素資源和制造產品外需依存度等趨高的中國經濟來講，在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高企下，人民幣升值客觀上將有利于降低以美元標價的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并增加貿易部門的成本，緩解貿易順差增長過快，從而通過緩和供需狀況來緩解通脹壓力。

　　不過，食品類商品價格走高的推動可能只是引發當前通脹預期的導火索，目前通脹具有明顯的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等合力作用的綜合特征。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當前通脹壓力將可能受到更多體制性、價格傳導性等因素的制約。

　　要素資源價格的管制客觀上影響了匯率緩解通脹壓力的效力。當前，國內要素價格仍然存在明顯的價格管制；以石油等能源為例，目前的成品油價相當于國際油價在每桶72美元左右的水平，而目前國際油價已突破了100美元的阻力位。

　　顯然，在要素價格市場改革仍然猶抱琵琶半遮面和國內外能源價差仍然維系在目前的水平下，人民幣即使快速升值，更多地只是降低了中國進口商進口成本；這種能源相對價格的變化由于能源等要素資源價格的管制并無法有效在實體經濟內部形成有效的傳導，對其他經濟實體的影響是中性的，并沒有發生本質性的影響。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能源等要素資源價格變化也沒有顯著影響市場對能源等要素資源的供需變化。

　　需要指出的是，有觀點認為要素資源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必然為通脹帶來新的壓力。但是，要素價格管制只是使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沒有直接反映在CPI指數上，但不能說它對通脹的壓力沒有反映和不存在。造成這種錯覺的原因，是要素資源的價格管制實際上是以政府向能源等要素資源供需雙方的財政補貼或價格補貼的形式消化了這種隱性通脹，是政府通過稅收以集體性的支付形式代表納稅人埋單了，而居民感受到的顯性通脹感受是由于該通脹是個體承擔了通脹壓力。因此，資源價格改革只不過是把部分隱性的、被人們忽視的通脹通過市場價格形態并以個體的切身感受反映出來。

　　收入結構扭曲加重通脹預期

　　當前導致通脹的另一個不斷凸現的因素是需求拉動。消費需求對通脹的影響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資產價格上漲所帶來的財富效應(主要指中高收入階層)，二是工資的增長，最近兩年職工工資增長相對之前增速有所提高，如民工荒刺激了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三是物價持續走高和高通脹預期下開始影響人們的消費行為。數據顯示，去年前11個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0195億元，同比增長16.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2.4%。當前較高的通脹水平與居民趨高的通脹預期正逐步促使通脹預期與通脹水平自我循環的實現。

　　然而，從居民可支配收入與當前消費增長狀況看，在現有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當前的內需已經相當不錯，甚至存在部分居民工資收入與當期必需消費存在缺口，而這一缺口不得不動用居民存量資產來彌補(即吃老底)現象。典型的證據是部分居民的金融資產(包括儲蓄和其他金融投資)近年來存在下降的跡象；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其唯一的金融資產為儲蓄，而近年來其儲蓄卻沒有增加，收入主要用于即期消費。

　　顯然，如果說內需比重近年來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反映內需乏力，那么根源在于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間的結構問題，而這需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社保福利制度以及財稅制度等改革來加以改善。

　　因此，對于當前的通脹形勢，匯率可能對輸入型通脹有一定的影響；但對于需求拉動問題，人民幣升值鞭長莫及。面對日趨嚴重的通脹預期，就貨幣政策來講，需要央行在加強收攏貨幣流動性的基礎上，加強利率匯率政策的有效配合。同時，需要有關部門配合以包括收入分配制度、要素資源價改等在內的結構性改革，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劉曉忠 北京普藍諾經濟研究院研究員）